当谈及王铎，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那段令人唏嘘的历史——弘光元年，清军兵临南京，烽烟四起。王铎，当时仍任明朝东阁大学士，与礼部尚书钱谦益，在绝望中打开城门，选择了归顺清朝。这一举动，像一块巨大的阴影，笼罩在王铎晚年乃至身后，将他与贰臣、变节等沉重的词汇紧紧联系在一起。即便在如今欣赏他那令人叹为观止的书法艺术时，人们也往往不忘将道德评判之笔挥向他的操守，仿佛艺术成就与人格光辉必须如影随形。
王铎的一生，可谓步步为营，在仕途的泥淖中挣扎求生。他曾怀揣着满腔热血，直言进谏，却险些丢掉性命。那次惊魂未定，让他心灰意冷，选择了明哲保身，将全部精力倾注于书画艺术之中。他将过往的冲动与理想，化为笔端的奔放与洒脱，在墨香中寻找慰藉。 明朝的书法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复古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帖学派依然是主流，崇尚晋唐的笔法，强调元明人书学尚态，让艺术的传承仿佛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遵循着既定的轨迹。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思想逐渐解放，一股批判前人书法的浪潮席卷而来。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书法家们开始大胆地突破传统束缚，浓墨重笔，侧锋取势，笔墨纵横交错，晕染开来，仿佛泼墨山水，一改往日的秩序。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应运而生，在书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朝中后期，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砖石建筑技术的普及，使得一直被视为书斋艺术的书法，逐渐摆脱了案头品鉴的局限。巨轴和长卷，不再只是孤零零地作壁上观，而是被高高悬挂于高屋厅堂之上，成为了彰显主人品味与地位的艺术品。书法的表现形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这广阔的长卷和巨幅作品天地里，王铎以其雄强奇肆的笔墨，演绎了一曲气势恢宏的书法华章。他的书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四十岁之前，他主要以临摹古人为主，在学习与实践中积蓄力量，傅山曾评价道：王铎四十年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
现存的早期作品，如他34岁临摹的《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虽然仍然以原帖为范本，但已然融入了他个人的理解与尝试。用笔厚重老练，深邃而内敛，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内涵。他并非一味追求形似，而是更注重对《圣教序》内在气韵的把握和传递。墨色的浓淡枯湿变化，被他巧妙地运用，赋予了临作独特的个人色彩。
据流传的资料来看，王铎临摹作品中，《圣教序》及二王的经典帖占据了绝大多数，可见他对二王书法爱戴之深。他甚至在书后标注临吾家逸少帖，将二王视为自己的亲师，表达了对他们的极致崇敬与热爱。
还记得那幅39岁的《手启》吗？虽未完全突破二王的风格界限，却已然展现出他独特的笔墨风貌，不落俗套，卓尔不凡。
五十岁以后，王铎通过不断汲取古人的精华，并在自身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基础上，完成了风格的转变，达到了五十自化的境界。黄道周曾这样评价：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 他犀利的眼光，仿佛穿透了时间的迷雾，看到了王铎书法艺术的璀璨未来。
看看这幅临《淳化阁帖》中的八帖作品，那是他五十一岁时的佳作。用笔既讲究法度，又能自如转换，雄健大气，将王羲之飘逸典雅的风格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值他担任明朝东阁大学士之年，却又在一年后选择了降清。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他从临帖走向创作，开创了个人风格的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
清顺治四年，54岁的王铎，又将一幅行书作品《书法册页李贺诗四首》呈现在世人面前。此时，他的风格已经从二王转向米芾，用笔沉着痛快，中锋侧锋兼具，笔画转折处常常采用方笔，充分体现了米芾的结体特征，墨法上则展现了他强烈的个人风格。
王铎在书法史上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行草书的独特魅力。他的书法，技法精湛，功力深厚；笔力雄强刚劲；墨法独到。他的作品中，尤为重视对势的把握，追求一种气势恢宏、富有动感的艺术效果。正如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所言：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如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 除了势的运用，王铎还在书法技法上做出了创新，那就是大胆地运用了涨墨的技法。在书写时，他笔蘸饱墨，在宣纸上晕染开来，点画之间界限模糊，字体的边缘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这种技法的运用，赋予了作品以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美感，使得墨色的对比更加强烈，视觉冲击力更强。 在书法史上，没有一个人像王铎那样主动地运用涨墨技法，并追求这种技法带来的墨色表现效果。这无疑是王铎在书法技法和审美观念上的创新。 对于王铎的书法，后人赞誉有加，甚至将其誉为神笔王铎，并出现了后王胜前王的说法，充分彰显了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 然而，再伟大的艺术家也并非完美无缺。王铎的草书在章法上，也存在着拘谨而缺乏灵活性的缺陷。线条略显呆板，缺少灵动之感，厚重感也稍有不足。尤其是整幅作品给人一种茂密紧凑、略显局促的感觉，这或许也与他的性格和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有关。 纵观王铎的一生，不论从功力技法的角度，还是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看，他都完全有资格被纳入书法史上的大师行列。 至于那些将人格操守、忠义等标准强加于书法评价之上的言论，实则有些牵强附会。在那个封建统治时代，所谓的忠君爱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哪有什么真正的操守可言？ 艺术，终究应该独立于道德的评判之外，用更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它的价值。 让我们放下无谓的道德枷锁，纯粹地欣赏王铎那伟岸、奔放、充满生命力的书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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