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赏析] 摹刻之外看风神：从《大观帖》再读王羲之草书

后世学王草书，大多把《大观帖》当成王羲之墨迹的直接复刻。事实上，它是北宋皇家二次整理的刻本，既修正了《淳化阁帖》大量传刻谬误，又依然带着宋代摹刻体系固有的局限。本文跳出“刻帖等于原迹”的传统惯性，从摹刻工艺、文本校正、笔意损耗、后世接受四个角度，辨析《大观帖》中王羲之草书的得与失，重新看待这部“下真迹一等”丛帖的真实价值。

北宋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下令以内府珍藏晋唐墨迹底本，重编摹刻大型官修丛帖《大观帖》，石置于太清楼，亦名《太清楼帖》 。其中第六、七、八三卷，专收王羲之尺牍草书。千百年间，王羲之亲手书写的纸质真迹已经全部散佚，今天人们认识右军草书，唐摹本已是凤毛麟角，大量学习、研究材料，都来自《淳化阁帖》与《大观帖》这类宋代官刻丛帖。

历来书论，多把《大观帖》捧为学王的不二范本，认为只要临摹此帖，便可直接窥见王羲之笔下原貌。这种看法忽略一个基本事实：《大观帖》再好，终究是“摹—钩—刻—拓”多重转换之后的产物，不等同于东晋人纸上挥毫的原始墨迹。它是宋代人理解下的王羲之，既有对晋代笔法的抢救保存，也有时代审美带来的无形改造。

相较于更早的《淳化阁帖》，《大观帖》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淳化阁帖》以枣木版雕刻，反复拓印之后版片磨损变形，后世翻刻更是错字连篇，笔画连带胡乱放大，不少魏晋尺牍被刻成连绵数十字的大草，违背晋人草书“独草为主，二三字相连”的时代特征 。《大观帖》改用石材上石，重新调取宫廷收藏的旧摹底本校勘，订正不少文字错乱、字形讹误。翁方纲比对两本《适得书帖》就发现，《淳化阁帖》把短短数行刻成八九字连绵缠绕，而《大观帖》还原为两三个字适度牵丝，更加接近晋人简札书写本貌 。帖中转折、提按、字内的细微使转，字口锐利清晰，刻工的精细程度，确实高出《淳化阁帖》一筹，所以才有“《淳化》为祖，《大观》尤妙”的评价 。

但我们不能因此把《大观帖》等同于王羲之真迹。启功先生就明确提醒后人，不要误以为大观帖已经剔除全部伪帖，它主要订正编次、文字错讹，南唐流传下来的部分伪摹底本，依旧原样保留其中。也就是说，三卷王羲之作品之内，依旧混杂后世伪托的书札，并非篇篇都是右军手笔。

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刻帖工艺本身带来的笔意损耗。纸上墨迹有墨色浓淡、枯湿、飞白，笔锋入纸的轻与重，笔尖提起的虚处，这些微妙层次，经过双钩描摹、刀刻石头、捶拓上纸几道工序之后，很多细节会被抹平。石头刻出来的线条，趋向均匀圆实，东晋手写稿那种笔尖飘忽、忽轻忽重的自然笔趣，会有不同程度丢失。我们今天看到《大观帖》里王羲之草书线条沉稳饱满，一部分是晋人原本的风神，另一部分，是宋代高超刻工二次塑造出来的石上美感。很多学习者照搬帖上均匀厚实线条，写出来的字圆熟有余，灵动不足，根源就在于只看见刻石结果，忽略了墨迹原始状态。

换个角度看，这种“损耗”并不完全是坏事。正因为北宋皇家动用国家力量，把大量濒临消亡的晋代尺牍摹刻保存，才让南宋之后的读书人，还能够看见这批已经消失的文本与书迹。原石靖康之变之后损毁散佚，宋拓本也流传稀少，后世元明清无数书家，赵孟頫、董其昌等人学习王羲之草书，主要参考来源就是以《大观帖》为代表的宋拓丛帖。它间接塑造了后世一千多年人们心中“王羲之草书”的集体印象。

今天研读临摹《大观帖》中的王羲之草书，应当建立分层眼光。第一，把它当作珍贵文献宝库，重视它保存的尺牍文本，校正字形、文辞，用来了解东晋士人日常信札书写面貌；第二，学习它结构布白、字与字之间欹正开合，体会晋人潇洒从容的格局；第三，时刻清醒，石刻拓本是二次转译，不能把拓本上的一切线条，都直接当成王羲之当时落笔模样。有条件可以对照少数存世唐摹本，互相参证，去想象纸上真实的轻重枯润。

很多书法爱好者迷信古刻帖，以为只要埋头临古帖，就可以直通古人。《大观帖》给予我们启示：任何古代刻本，都是时代技术、审美叠加之后的产物。尊重范本，但不迷信范本，分清“晋人原迹信息”与“宋人摹刻加工信息”，才能够更加客观读懂王羲之草书真正的艺术内核。

（文/王敏善，一级美术师，主流媒体专栏作家、文化学者，深耕书画艺术与人文研究）

参考文献

[1]启功.论书绝句[M].中华书局，1990.[2]翁方纲.苏斋题跋[M].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3]曾宏父.石刻铺叙[M].中华书局，1985.[4]董其昌.容台集[M].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5]水赉佑.淳化阁帖研究[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6]中国国家图书馆.宋拓大观帖馆藏档案资料[Z].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