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林徽因的生命，似乎永远与坚韧和不屈交织在一起。右肾被切除，体重不到七十斤，然而她依旧在病床上躲避护士，悄悄地将几块瓦片藏进被窝。她的身体虚弱，精神却极为坚强。那年，是1949年，林徽因已经45岁，依旧倔强地说：“我要给新中国留下一点像样的东西。”
第一次吐血是在1930年，那时她剧烈咳嗽，帕子捂住嘴巴，每当一松手，嘴边便是暗红色的血迹。梁思成被吓得不敢言语，只能紧紧握住她的手。医生的诊断是肺结核。彼时，抗生素刚刚被发现，传入中国还需几年，而林徽因开始了长期的药物治疗与静养，在北京寒冷的冬天，她尽力躲避病痛的侵袭。
她的病情持续了十年之久，尽管如此，她依旧忙于工作：写作、研究古建筑、设计与考察。咳血变成了她日常的一部分。到1947年，病情加重，她的咳血频繁，体温常常高达三十八度五，持续了十多天，医生建议进行全面检查。结果显示，肺部已严重感染，右肾的功能几乎丧失。
医生告诉她：“这个肾要是再不切除，你最多撑不过三个月。”梁思成当时脸色苍白，林徽因则显得异常冷静。她只是轻轻点头说：“那就切吧。”
手术定在1947年冬天，北平的寒风刺骨，手术前，林徽因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仅剩骨头包裹着皮肤。她的体重不到七十斤，梁思成陪着她签字时，手紧张得几乎写不出名字。手术室里的主刀医生亦是战战兢兢，因为林徽因的病情特殊，虚弱的她极有可能在手术中休克。
当手术完成时，医生推开门，脸色苍白，告诉梁思成：“手术成功，命保住了。”在恢复期的第十天，林徽因就开始询问国徽的设计进展，“什么时候开始动手？”她的声音沙哑，几乎让人听不清。梁思成皱起眉头劝她休养：“你先养身体。”她盯着天花板，淡淡地说道：“我怕等不到那一天。”
1949年，新中国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央决定设计一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徽，并选定梁思成和林徽因负责草案设计。尽管身体虚弱，林徽因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设计工作中。她的医生每天前来查房，开药、注射，护士们也时常发现奇怪的现象：病床上总是有鼓起的被子，像是藏着什么东西。
直到有一天晚上，护士翻开被窝，发现了几块碎瓦片。这些瓦片来自故宫修缮现场，颜色各异，沉淀着岁月的痕迹。护士惊讶地问：“你发烧得这么厉害，还藏这些东西？”林徽因只是轻轻一笑：“不是疯，是急。”她已经研究过这些瓦片的色彩与纹理，决定把它们作为国徽的灵感来源。她坚信，国徽应该是红色与金色的组合，因为这些颜色已经代表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而不是模仿外国的设计。
她的病床变成了她的工作台。林徽因每天醒来就开始画图，累了便闭眼休息，醒来后继续。她常常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用它照亮那些琉璃瓦的光泽，而旁边放着她那条用于咳血的帕子。随着工作日渐深入，帕子上留下了越来越多的血迹，而她的健康也每况愈下。
医生们泪眼婆娑地劝她：“您真的会死的。”她轻声答道：“我知道。”她害怕死，但更害怕的是在死之前未能完成自己心中的事业。
到了1949年春，北京空气干燥，林徽因的咳嗽更加严重，一度高烧到四十度，她仍然一笔一划地修改设计草案。梁思成终于无法忍受，拦住她：“徽因，放下吧。”她只是看着他，眼中满是坚持与无奈。她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但仍旧不愿放弃这项关乎国家未来的设计任务。
设计草案并非一蹴而就，许多建筑师和艺术家也参与了其中。第一次会议时，林徽因躺在病床上，通过电话参与讨论。有人提议采用镰刀、斧头与齿轮的组合，而林徽因立刻反驳道：“不行，我们是中国人。”她坚持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提议以天安门为主体，辅以麦穗、齿轮和五颗星，象征着中国的文化底蕴与国家力量。
尽管设计过程中遇到了不少争议与困难，林徽因始终坚持自己的设计理念。最终，她的设计草案在1949年秋定稿。虽然她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坚持要亲自挑选红色和金色的色彩比例，确保每一块金色与红色的搭配都符合她心中的标准。
1950年，国徽设计最终定稿，林徽因在临终前依旧未能看到它被正式悬挂。她的生命，犹如一抹即将消逝的夕阳，静静地融入了这片国土的记忆中。
1950年10月1日，国徽首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金色的星光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红底与金边交相辉映，象征着新中国的崛起。人群静默片刻，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然而，林徽因并没有等到那一刻，她早已在寂静的病房中，悄然离去。
梁思成站在人群中，看着国徽在阳光下微微晃动，心中默念着：林徽因应该就在这里，微笑着看着自己的作品。他知道，她的心血早已融入了这枚徽章，而她的身体与灵魂，早已为这份伟大的事业付出了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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