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王稼祥在会上说:全党支持毛主席,王明等其他人不要争了 历史的尘埃从未真正沉淀,那些在硝烟弥漫的年代里上演过的权力角逐,至今仍激荡着人们心中的波澜。老覃的文字,将我带回了那个风雨飘摇的1937年,一个充满着理想与斗争、忠诚与背叛的特殊时期。 一切的开端,都源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展开,毛主席在抗日战场上的独立自主战略,如同破土而出的新芽,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他深知,要赢得战争,必须抛弃教条,自主抉择。在漫长的三个月里,毛主席倾注心血,周旋于各方,努力争取党内同志的共识。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1937年11月悄然转动,王明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客人,以其独特的姿态,搅动了延安的平静。 王明回归,并非为了单纯的团聚,而是怀揣着一股攫取权力的野心。他甫一抵达延安,便迅速占据了话语中心,在短短几天内便组织了十二月会议,将毛主席倡导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那篇冗长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报告,仿佛自诩为斯大林的化身,口口声声强调统一的国防政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奉为圭臬。一瞬间,他仿佛褪去了先前的左倾色彩,径直跳入右倾投降主义的泥潭。他娴熟地运用着马列主义的经典语录,偶尔抛出几句斯大林同志说……的话语,如同一只狐狸,借虎威,迷惑了不少人。不少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观点,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争相论证独立自主的策略会阻碍统一战线,甚至将其高高举起。幸而,毛主席的坚定抵制,避免了这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即便如此,王明依然力图在会议上巩固自己的地位,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了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应运而生,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主导。很快,长江局和中央代表团合并,表面上对外统一,对内却由王明担任书记,周恩来屈居副手。 随着王明在长江局掌握实权,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武汉各界人士以及外国友人接触日渐频繁,右倾错误也随之愈发严重。他开始目无党纪,甚至自作主张,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甚至冒充毛主席,发表宣言和谈话,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1938年2月,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再次发表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大肆鼓吹自己的投降主义主张,要求共产党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毛主席等人严正抵制,会议最终未能达成共识,但王明却迫使会议由他起草会议总结,并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扩大了其错误的影响。更令人发指的是,王明竟然自作主张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党内的最高领导者。

面对王明的种种蛮横举动,毛主席深感忧虑,发出了我的命令走不出这个窑洞的感叹。他派遣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取代王稼祥,并指示任弼时详细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汇报王明的所作所为。 这其中,另有故事。1932年,任弼时和项英曾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产生过误解,与毛主席发生过争执。然而,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任弼时逐渐认识到毛主席的远见卓识,成为了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他到了莫斯科后,耗时数月,撰写了一万五千字的报告,详细记录了王明回国后的种种错误言行,呈送给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此之前,陈云、王稼祥等人也曾向共产国际报告过毛主席的卓越领导能力。斯大林这位雄才大略的领袖,早已对毛主席的领导才能赏识不已。任弼时的报告,更是为斯大林敲响了警钟,他意识到必须制止王明的错误,于是派遣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 王稼祥,早在1932年就已成为毛主席的忠实拥护者,当时,他见义勇为,为毛主席仗义执言。在遵义会议上,他更是投出了关键的一票。如今,手握惩治王明的尚方宝剑,他怀着满腔激动的心情,重返中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明却毫不知情,听闻王稼祥归国,竟颐指气使,要求王稼祥当面向他汇报共产国际的指示。王稼祥对此不屑一顾,随后发电报回延安,严厉警告王明务必准时到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否则后果自负。

延安正忙于筹备六届六中全会,这不仅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更是一次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从1928年的中共六大到此时,已经过去十年,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无数血与泪。失掉井冈山,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草地分兵,张国焘另立中央、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王明回国……一切都需要总结,一切都需要清算。 1938年9月,清算的时刻终于到来。延安发出了召回长江局常委的电报,王明却依然目中无人,发了一封电报,命令毛主席和延安的常委到武汉开会,甚至指定了会议地点。王稼祥读到电报后,既恼火又好笑,立刻发电报,勒令王明务必准时到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严厉警告他后果自负。王明瞬间如遭雷击,乖乖收拾行李,跟随周恩来、博古等人返回延安。 1938年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隆重召开。王稼祥在会上作了《国际指示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中共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他最后,故意模仿王明以前说话的语气,补了一句斯大林说……:斯大林说:‘毛泽东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全党同志都要支持他,拥护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王明听到这句话,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瘫软在地,浑身无力。

在我党的历史长河中,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两次会议都堪称里程碑。遵义会议标志着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正确领导集体,并解决了党内的路线问题。而六届六中全会则完成了对教条主义的一次全面清算,在组织和政治层面基本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并形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思想也得以进一步成熟。 那些尘封的历史,承载着我们民族的苦难与奋斗,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蜕变。它们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要坚持独立自主,勇于探索,才能在迷雾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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