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1938年，毛主席欲阻止王明去武汉，周总理等人为何还支持王明？

遵义会议的意义，如同黑暗中的一道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那场会议，不仅让红军得以喘息，更让一位被边缘的领袖重新屹立于风口浪尖。很多人印象中，毛主席自此便开启了运筹帷幄、决胜未来的时代，全党上下同心协力。然而，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当红军艰难跋涉至陕北时，毛主席却不得不面对一段政令不出延安的困境，这一切，都源于王明的强势回归。

王明，一个与左倾思想紧密相连的名字，长期蛰伏在苏联，被奉为苏联、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在那段时期，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国际的援助，却也因此深受其掣肘。博古、李德带着共产国际颁布的尚方宝剑来到中央苏区，他们不顾实际情况，生硬地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最终导致红军元气大伤，不得不踏上那条艰辛的长征之路。即便毛主席为苏区的建立和壮大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掌握话语权的人始终是留苏派，他无力改变这一现状。

命运之手似乎不愿让红军走向毁灭。长征的混乱切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王明失去了远程操控国内局势的能力，这恰好为遵义会议的转折创造了机会。当毛主席率领部队艰难抵达陕北，稳定局势后，与苏联的通讯重新恢复。斯大林敏锐地察觉到机会，企图干预中国共产党的事务，并试图让中共为保护苏联做出让步。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国民党提供了援助，旨在牵制日本。然而，斯大林对毛主席保持着警惕，毕竟，毛主席是一位高举独立自主大旗的领导人，并非苏联扶植起来的，这让斯大林难以控制。

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原则，很可能会动摇国共合作的基础，进而影响到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为了确保局面可控，斯大林决定将王明派回中国，指示他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他适度地独立自主。1937年11月29日，王明带着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抵达延安，毛主席亲自率领延安干部前往迎接。尽管此前毛主席一直受到王明路线的整肃，但这仍然是两人第一次亲密接触。令人震惊的是，王明甫一开口，就透出强烈的夺权意味：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大家搞反了，应该是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 场中众人心中隐隐不安。果然，王明回到中国不到半个月，便迅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他径直否定了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方针。

王明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积极开辟根据地的聂荣臻，质疑独立自主的毛主席，甚至连同样在苏联学习过的少奇同志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也遭受了抨击。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说白了，王明就是要推翻毛主席的决策，以确立自己的权威。由于他身具共产国际背景，参会干部们噤若寒蝉，不少人在现场就做起了自我批评。毛主席一时陷入孤立，他感叹道：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我当时是孤立的。 他承认其他方面错误，唯独坚守持久战、游击战和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但孤身一人难以扭转乾坤，大多数人都改变了想法，推翻了原有方针。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突然抛出一份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将遵义会议确定的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核心人物扫地出门，只留下张闻天和毛主席，同时将王明自己、陈云、康生等人填补了空缺。

这一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却无人敢于提出异议。王明见目的已达，便于12月18日与博古、叶剑英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那个时代，苏联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即便毛主席带领大家走过艰辛的长征，但拥有苏联背景的王明一回归，就能重新掌控大权，这让主席感到无奈：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尽管如此，毛主席在延安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王明前往武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举动，他抵达武汉后便以中央的姿态对外发声，甚至将周恩来挤出局，自己担任中央长江局书记。然而，他始终无法摆脱苏联背景带来的限制，其他人都不肯轻易附和。

王明掌控大权后，彻底遵从苏联的政策，大肆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并做出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人民军队的许多战士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特别是他们在改编时就对王明的做法抱有异议，他的一些行为几乎等同于投降。1938年2月7日，王明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大肆宣扬七个统一，将自己置于附庸的位置。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革命的发展空间将受到严重限制。因此，毛主席一方面让任弼时前往苏联陈述形势，另一方面设法阻止王明再次前往武汉。至少在延安，他还能对局势有所控制。会议的最后一天，毛主席提议王明不再到武汉工作，政治局进行了表决。然而，王明得到了周恩来、博古、项英、陈云等人的支持，加上他自己，共有五票反对。

反对王明去武汉的只有毛主席、张闻天、康生三人，最终少数服从多数，王明还是启程前往武汉。周恩来为何会支持王明，尽管他一向认可毛主席的领导？这其中有三层原因：一方面是共产国际的影响力，当时中共在许多方面都需要依靠苏联，周恩来只能委屈顺应；另一方面，王明在武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与国民党高官密切接触，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许多曝光机会。相比之下，默默地发展根据地显得不够引人注目，也难以被理解。这些都是现实的无奈之处；第三，周恩来其实并不完全赞同游击战，毛主席在洛川会议提出独立自主进行山地游击战时，最初包括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在内的许多高级干部都表示反对，他们希望通过运动战来提升红军的威望。毛主席耐心地说服了他们，着眼于长远，因此他常常感到孤立，不被理解。反倒是已经失势在抗大做教员的李德，对局势看得更清楚：按照王明这一套是走不通的，王明想把华中的长江局搞成‘第二政治局’。

王明起落的命运，都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当任弼时从苏联返回，向共产国际报告王明争权夺利的种种表现时，米夫已经倒台，共产国际代表季米特洛夫对王明毫无好感，迅速给出了正确的指示。同年7月，王稼祥从苏联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季米特洛夫认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共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不应再去争夺领导权。王明对此毫不知情，得知王稼祥归来的消息后，仍然摆出姿态，让王稼祥去传达指示。这次，众人不再惯着他，毛主席直接点破了王明的意图，并宣布将在8月28日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要求他准时返回延安。王明仍然傲慢不驯，9月10日才姗姗来迟。然而，当他得知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后，顿时如遭雷击，态度也随之改变。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并没有持续紧逼王明，而是先对那些受到王明批判的人进行平反，随后又以一种公平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政治派别，并明确表示，无论过去支持过什么路线，只要承认错误，就既往不咎。 即使是王明的忠实拥护者博古，最终也改变了思想，并再次得到重用，这充分展现了毛主席的宽容。

因此，很多事情并非非黑即白。例如共产国际，虽然早期给予了相当的经济援助，并在组织建设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在关键的南下北上之争中，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及时传达了消息，避免了张国焘的错误决策。但是，早期的中央苏区却遭到了祸患，王明回归后也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只能说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唯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才能长久地实施下去，才能最终让革命取得胜利。由此，我们也能体会到，当年毛主席也是不容多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