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原创 红军长征走后，陈毅和项英大吵一架，陈毅怒骂项英是“五心不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留守中央苏区的领导重任，落在了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身上。一个28岁，是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最高负责人；一个33岁，名义上是办事处主任，却连军权都没被交到手里。

博古、李德在临走前对陈毅的不信任是写在明面上的，他们宁可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打仗不在行的项英，也不愿给这个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打游击的老兵。两人刚刚接过留守的担子，就发现彼此在同一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剩下不到3万人的部队和1万多名伤病员，到底该怎么活下去。

项英的思路很直接：把还能打仗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收缩到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之间的三角地带，依托阵地把敌人挡在外面。他继续在根据地征兵，甚至动员伤愈的战士带伤上阵。在项英看来，中央苏区是红军用鲜血打下来的，一寸也不能丢，丢了就是对革命犯罪。

陈毅一听就急了，他当时右腿被炮弹炸伤还没好，躺在病床上听完项英的部署，立刻挣扎着坐起来反对。他的判断跟项英完全相反：这点兵力集中起来跟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正面硬碰硬，就是白白送死。唯一的生路是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钻进深山密林打游击，保存火种等待时机。

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次交锋，项英不为所动。他咬死一条：中央走之前定下来的方针就是保卫苏区，改不得。在项英的认知体系里，上级的命令就是铁律，执行命令是党员的基本素质，哪怕这个命令在实际情况面前已经明显行不通了。

陈毅的认知体系则完全不同。他长期跟随毛泽东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打游击，深知游击战的核心逻辑不是死守某个地方，而是以保存有生力量为首要目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他看来，中央留下来的根本任务是把这支队伍保存下来，而不是把苏区的地盘守到最后一寸。

到了11月中旬，国民党军连续攻占兴国、宁都、长汀，苏区控制范围急剧缩小到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长约百里、宽六七十里的小小三角地带。此时项英仍然在等待中央的新指示，而陈毅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直接对项英说了一番极其尖锐的话：中央现在带着主力在湘桂黔一带艰苦转战，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既然中央已经指定由我们领导苏区的斗争，我们就要对中央负责，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对策，不能把几万人的性命押在死等一纸电文上。

项英被逼到了墙角，终于松口让陈毅起草一份分散游击的指示。陈毅当场挥毫，文不加点地完成。然而项英并没有立刻发布这份指示，而是决定将指示以电报方式发给中央等待批复。这一等，又是将近两个月。

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1月，项英数次给中央发去请示电报，但中央当时正忙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主力红军的突围，无暇顾及留守部队。在等待中央回复的这段时间里，项英把陈毅那份指示压在案头，继续以红24师为主力，用正规战的方式死守三角地带。

于都、瑞金、汀州相继丢失。牛岭一仗，五个团被敌人一个团逐个击破。国民党军步步收紧包围圈，留守部队的生存空间一天比一天逼仄，伤员和物资损耗触目惊心。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承认“战斗打得像儿戏”，但他仍然不肯主动改变战略方针，在电报中加了一句“以坚持党性”为由等候中央指示。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陈毅。在他看来，眼前每拖延一天，阵地就丢掉几座，部队就折损一批，这不是在坚持党性，是在坚持教条主义。他终于拍着桌子吼出那句后来被反复记述的话：“五心不定，输个干净！”说完拂袖而去。项英愣在原地。

陈毅说的“五心”，不是指项英对革命不忠诚，而是指他在决策时既想守住苏区又怕担政治责任、既不愿违抗中央旧方针又担心部队打光、还对局势抱有侥幸心理。五种心理互相拉扯，导致他在最需要果断决策的时刻始终下不了决心。

就在两人关系降到冰点的时候，转机终于从中央传来。1935年2月13日，遵义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正在长征途中率领红军与追击之敌周旋的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了那份后来被称为“二月指示”的十万火急电报，要求留守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此时遵义会议已经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中央的决策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成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项英和陈毅率领其中一路。

从分兵突围那一刻起，之前所有的争执都失去了意义。项英带着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机关少数人员突围之后，立刻面对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国民党军队的围堵远比预想中更严密，每一路突围队伍都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项英、陈毅和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300余人先后转移到赣粤边油山一带，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100余人转移到闽西地区。抵达油山时，这支队伍衣衫褴褛，弹药所剩无几，电台也在突围途中被埋掉了。

从1935年春天起，项英和陈毅在油山朝夕相处，靠相互扶持熬过了饥饿、疾病和敌人的反复清剿。没有中央指示，没有外部援助，每一仗要不要打、往哪打、打到什么程度就撤，全靠两人商量着定。

这时候的项英已经不固执了，因为残酷的生存现实已经把之前所有教条主义的侥幸敲得粉碎；而陈毅也从不拿之前的争吵说事，因为两个人都清楚，现在吵赢了也没用，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硬道理。陈毅后来自己总结过游击战争的原则：“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藏，藏不了就拼。”这些原则就是两人在这片山林里用一次次的死里逃生换来的。

但1940年那次最后的分别，陈毅还是没忍住，又把那八个字甩给了项英。当时陈毅要离开皖南军部北渡长江去苏北抗日，临行前跟项英说：形势变了，部队不能再窝在皖南，必须赶紧往江北转移，避开国民党的包围圈。

项英还是犹豫不决，担心转移途中损失太大，担心江北条件太差，担心中央的态度不够明确。陈毅被逼急了，几乎把六年前在苏区那场争吵的原话又重复了一遍：“五心不定，输个干净！”话撂完就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半年后皖南事变爆发，项英在突围途中被叛徒杀害。

从1934年中央苏区那间破旧的会议室到1940年皖南云岭的那次临别，陈毅和项英这对冤家在整整六年里共同经历了留守苏区的溃败、三年游击的生死考验、新四军的组建和抗战初期的风雨。

他们的争吵从来不涉及个人恩怨，只围绕一个问题：在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的面前，一个领导者到底应该先保部队的命，还是先保路线的纯。这个问题放到今天，依然不轻松。而当年在那间昏暗的会议室里，两个人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个用鲜血和沉默，一个用那八个掷地有声的字。返回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