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子夜》手稿正文首页，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藏，一级文物。作者供图
茅盾的《子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深刻的阶级剖析和鲜明的革命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典范之作。这部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不仅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彼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
从手稿的创作意图到民国初版本的传播波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版本的修订，《子夜》的文本流变始终与革命叙事紧密交织。
从“夕阳”到“子夜”的转向
《子夜》的创作手稿是透视茅盾革命意识生成的重要窗口。手稿显示，小说最初定名《夕阳》，点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暗喻国民党政权表面繁荣下的衰颓本质。这一命名与茅盾早年参与左翼运动的经历密切相关。
1931年，茅盾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后，专注于《子夜》创作，其初衷是以文学介入社会变革，揭示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手稿中，茅盾曾设计吴荪甫与赵伯韬最终联合对抗工农革命的结局，后将结局改为吴荪甫的彻底失败，以此强化“民族资产阶级无出路”的命题。
手稿的文本细节进一步印证了作者的革命立场，如茅盾原将吴荪甫的座驾设定为“福特”，后改为象征资本特权的“雪铁龙”，以此强化人物阶级属性。此外，手稿中反复推敲的英文副标题“The Twilight: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夕阳：发生在1930年的中国罗曼史），暗含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批判，而最终定稿删除这一表述，转而聚焦本土化的革命叙事，体现了茅盾从国际视野向本土话语的策略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手稿中“金融资本”与“民族工业”的对立始终贯穿文本。从抱怨“金融界只做公债，不做实业”，到斥责“资本空转”等，这些细节将经济领域的矛盾转化为阶级对抗的隐喻，为革命提供了经济学维度的支撑。
左翼文化阵线的重要符号
1933年1月，开明书店推出《子夜》初版平装本，3个月内多次重印，销量达万余册，引发社会轰动。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迅速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由查禁该书，将其列入禁书目录，要求删除“讥刺本党”的第四章与第十五章。在被删章节中，第四章描写工人罢工与资本镇压，第十五章刻画农村革命运动，两者共同构成小说革命叙事的关键支点。
为规避审查，开明书店采取“撕页再版”策略，1934年6月第四版比初版少了100多页，书末附国民党反动当局审查批文“以示合规”。这种“残缺的在场”，反而激发读者对革命内容的想象，形成独特的传播效应。
在国民党反动当局压制的夹缝中，《子夜》通过地下渠道延续革命火种。1937年，以“救国出版社”名义刊行的翻印本开始流传，该版本恢复了被删内容，并增加“编者按”，称《子夜》为“天才的作品”。
鲁迅对《子夜》的推崇亦强化其红色属性。1933年2月，茅盾携初版样书拜访鲁迅，鲁迅收下签名本赠书后，坚持自购一本进行阅读，称签名本要保存起来不看。左翼评论家瞿秋白则将小说纳入革命文学谱系。这些传播事件表明，《子夜》的文本价值已超越文学范畴，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重要符号。
手稿影印本为重返历史现场提供可能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再版《子夜》，茅盾亲改数百处，重点强化工人阶级形象与革命前景，如原版中关于“革命与爱情”的对话被删减，以避免“小资产阶级情调”干扰阶级叙事，增补工人“觉醒”的心理描写，突出其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的思想转变。
1960年版进一步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修订标点符号与外来词汇，如将“Mr.”改为“先生”，“Romance”译为“故事”，以消解殖民话语痕迹。这些修改虽削弱了原作的复调性，却使文本更贴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
20世纪80年代，学界围绕《子夜》是否“概念化”展开论争。出现“人物沦为阶级符号”与“整体性愿景遮蔽个体经验”论调。这场争论的实质是革命文学传统在改革开放语境下的价值重估。
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子夜》手稿影印本的出版，为重返历史现场提供可能。手稿影印本中，吴荪甫的悲剧更具人性深度，而修订版强化了“历史必然性”的逻辑，这种张力恰恰印证了革命叙事的动态性——它既是历史的锚定，也是时代的建构。
《子夜》的文本嬗变始终与中国革命的进程同频共振。它既是作家个体政治意识的文学投射，也是左翼文化阵线争夺话语权的战场，更是社会主义文学体系自我更新的缩影。
《子夜》的版本研究启示我们，红色经典的阐释需超越静态的文本分析，深入历史肌理。唯有将文学置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方能真正激活经典的当代价值。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姚明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1月18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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