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百年新诗史，诸多著名论战深刻呈现并塑造了诗歌的发展脉络与时代审美。无论发轫之初《晶报》与胡适关于新诗形式的探讨，周作人、康白情与朱自清围绕诗歌“精神贵族”与“平民化”定位的争论，还是“盘峰论争”中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分野，乃至北岛与王家新翻译理念之争。这些论战虽立场针锋相对，却共同推动了诗歌艺术的演进，参与者也因此在新诗史上确立了各自的地位。
近日，唐小林与余秀华的论战持续发酵，网络热度居高不下。我将两人的文章《余秀华，当代诗坛的巨大泡沫》与《唐小林，男人的泡沫》悉数发布于朋友圈，供友人自行判断。
平心而论，余秀华早期部分诗歌确有其价值，如《月光落在左手上》等作品展现了独特的诗艺探索与疼痛美学，其底层书写亦具社会意义。整体而言，早期诗作可圈可点。她对邬霞的写作水准的某些评价，并非全无道理。有个诗人跟帖“要说余秀华的泡沫，那算小了”，也认可。
然而，余秀华最引人注目的，恰是其“诗”与“人”的剧烈割裂。这种割裂，映射了其创作人格与公共行为的巨大反差，也标志着余秀华从“横店村农妇诗人”向“流量诗人”的蜕变。后期创作困境的意象重复，依赖情感宣泄等，或许正是这种身份转化土壤催生的结果，致使苦难叙事滑向消费符号。回到论战本身，双方或大或小的偏执都有，有些主观的、八卦的，包括余秀华的语言粗暴，唐小林的断章取义、选择性忽视与盖棺论定等，就不多说了，让人意外的有两点：
其一，在回应唐小林批评的网文中，余秀华对唐小林指出的诅咒“邬霞‘小心两个女儿被撞死！’”一事避而不谈，甚至未作任何形式的道歉。这在以往严肃、富有建设性的文坛论战中实属罕见，也与余秀华诗歌中“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所展现的悲悯、脆弱形象构成巨大反差。究其本质，这已远超理性公共讨论的范畴，纯属恶意攻击，且公然践踏了文明底线与法律边界。诚然，事件起因于邬霞率先嘲讽余秀华“摇头晃脑、口齿不清”，余秀华随后以“以色示人”回击，双方言辞均不光彩。然而，无论骂战如何升级，将战火引向无辜者（尤其是孩童）的行为，于情、于理、于法皆难容。余秀华似乎并未意识到其言论的严重性。若当事人选择追究并固定证据，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余秀华极可能面临公开道歉、赔偿乃至行政拘留的处罚。鉴于其言论传播影响广泛（点击率及影响远超一般标准），情节已属严重，甚至可能触及《民法典》第1024条（名誉权）与《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规定的刑事责任。倘若被诅咒的孩子中有一人未成年且因此遭受心理创伤，其法律后果将更为沉重。
其二，余秀华在质问唐小林时，将对其作品《且在人间》的文学批评，偷换为对体制的攻击：“你说我的小说不够发表水平？那你讲清楚标准是什么！《收获》是国刊，归zxb管理吧？你质疑《收获》就是在怀疑zxb，就是在怀疑我d的正确性吗？”这种言论令人愕然：一个以“高昂着头”自诩的诗人，竟熟练运用借势打压、构陷异见的伎俩？难道批评一片叶子，就等于否定整座森林？这在逻辑上犯了典型的“归因谬误”，在推理上更是“罪恶关联”的范本。而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这套“上纲上线”的手法，曾让多少人闻之色变。
文学评论界常探讨“名家”与“大家”的分野，其核心差异不仅在于才情技艺，更在于精神格局与人文底蕴的深度。名家或可凭借惊艳之作横空出世，占据一时风骚；而大家则需在此基础上，持续贡献具有超越性的精品力作，展现出相对稳定的创作高度与精神向度。这种持续性与超越性，正是其精神格局稳固、人文涵养深厚的体现。发布在朋友圈文章的留言不少，北大何博士在跟帖中说到：“余秀华因病患，因挚爱的缺失，葆有一颗敏感的心，但也因此而充满扭曲与怨恨，出自底层所沾染的言语恶意，在她的诗性与率性中纠结交错，她战胜不了痛苦，就不能升华到人文与神性层面。最终，其诗歌在审美上只能停留在俗曲与村妇的层面。” 何博士捕捉到了余秀华创作中“扭曲与怨恨”的根源及其未能将个体痛苦升华为普世救赎的创作瓶颈，这一点颇具洞见。然而，其将余秀华诗歌审美定位为“俗曲与村妇”的说法，似乎有所偏颇。更重要的是，何博士将余秀华现实中的部分言行也纳入“率性”范畴，这与我的观察略有分歧。正如前文所析，余秀华的核心问题在于“诗”与“人”的巨大分裂：其诗歌文本中展现的“率性”确乎是其艺术表达的重要特质，但现实中的诸多戾气言行，绝非“率性”所能解释或开脱，其本质是对他人基本尊严的漠视与践踏，“率性”不应成为突破公序良俗和法律边界的遮羞布，“率性”的终点更不应该是他者的坟墓。
有研究者指出，唐小林虽然有祛魅与戳穿文坛虚假繁荣的一面，但其批评方法中存在的某些缺陷——特别是其‘非此即彼’的极端化倾向和对文本整体性的忽视，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其批评的有效性与学理深度。这种带有对抗性色彩的话语，固然能快速聚焦、刺破文坛沉疴，但也容易将复杂的文学现象压缩为二元对立的是非题。这不仅可能损害文艺批评本应具备的理性探讨空间和建设性价值，也在客观上为网络舆论场注入了非理性的发酵因子。这种局限，与其说是个人风格的偏差，不如说是对当前文坛某些痼疾的一种激进但失焦的反弹。
鲁迅早已断言“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网络时代的“崇低美学”虽大行其道，但诅咒孩童、人身攻击等行径已僭越文明底线，令所有参与者尽失尊严，并暴露了使用者的理性无能与语言无能，纵使当下坐拥流量暴利，收割如潮打赏，于新诗建设不过平添呱噪；对诗人自身，无异于饮鸩止渴。当时间的长镜显影，一切粉饰都会剥落，唯余诗性尊严丧失后的狼藉。也唯有时间，终将泡沫与真金分离。
这种扣帽子、人身攻击、诅咒的网络骂战模式，借助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即时性、情绪煽动性，裹挟着资本助力与算法助推，严重挤压了理性讨论的空间，使批评沦为骂战工具，让诗歌沦为八卦注脚，对文学生态造成了巨大伤害，文学界对此必须给与足够重视和高度警觉。
当谩骂已突破文学批评的底线，制度性的回应刻不容缓，可借鉴欧美文学界“恶意批评”的界定机制，适时推出《网络文学批评伦理公约》，以抵制骂战经济对文学生态的侵蚀，重塑批评的敬畏心，重建批评伦理。同时，这也需要文明社会与清醒人群的共同抵制，并敦促尽快落实平台监管责任，建立行业公约，对涉及人身威胁、恶意诅咒与政治构陷的内容及时熔断。否则，若纵容这种暴力文化，听之任之，人人都有可能被反噬。
【作者简介】
苏忠，作家，诗人，出版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等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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