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唯有中华文化得以不间断地传承至今，延续其独有的生命力。四大文明古国各自对应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黄河-长江流域。这些地区，正是人类文明最早孕育的摇篮。
人类文明起源于海洋与内陆河流交汇的三角区域，这一点已为全球历史文化研究者普遍认可。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的研究结论已经相对固定，皆位于特定的河流三角区附近。然而，中国文明的确切发源地至今尚无定论，仅被泛泛地定位在黄河—长江流域广阔区域，甚至学界偏重于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而这一地点远离人类文明发源的海洋，这无疑为历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反思空间。
黄河-长江流域覆盖了中国南北东西的大范围，理论上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但当具体探讨华夏文明本源时，学术研究显得粗糙而浅显，这显然不符合严谨历史文化学术研究应有的标准与逻辑。
在历史考古中，长江三角洲5300-43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与黄河三角洲4500-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成为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重要考古依据。四千年前，它们均位于沿海的河口三角洲地带，是较具说服力的文化代表。然而，历史考古界却常将研究重点放在黄河中上游，这种偏移令人难以理解，也正是导致华夏文明历史研究尚未统一定论的关键原因。
中华文明自古有三皇五帝之说，这是华夏民族与文化的起源象征，是民族历史记忆的基石。《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记载：古有天皇、地皇、泰皇，对应历史人物即伏羲、女娲、神农，成为华夏民族形成的上古先祖。如今，全国各地虽有许多三皇纪念像与祭祀地，但有一处早已消失的三皇历史墓地，值得深入研究，也许能为华夏文明发源地提供珍贵线索。
在长江良渚文化与黄河龙山文化之间的淮河入海口洪泽湖北，明代《凤阳府志》记载有一座三皇墓，位于现今安徽泗县潼城西、苏晚交界处。因黄河泛滥与河道变迁，墓地现已无迹可寻，也未纳入古迹保护范围，但《凤阳府志》对其记载清晰。其特殊价值在于墓地属性，而非纪念性寺庙，说明伏羲、女娲、神农曾在此生活并去世，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的守护神。早在古代，人们尚无争抢先祖文化之念，这样的三皇墓地，其历史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应成为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记载。
大禹因治理淮河水患有功，被舜帝禅让天下，继承帝位。大禹五年，在淮河东岸涂山南麓禹会村召开万国聚会，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的形成。《蒙城县志》记载：四千多年前，夏氏祖居羽山（今苏北、鲁南一带），后徙居夏水（今北淝河），这一线索对夏文化研究至关重要，信与不信将直接影响研究方向与结论。
夏氏祖居羽山地处四千年前黄河、淮河入海口三角洲，是远古人类获取海洋与淮河渔业资源的理想居住地，同时也是南方良渚文化与北方龙山文化交融之地。夏氏族部落由此西迁至北淝河地区，并在涂山地区治理淮河洪水，这一行动既符合古人生活逻辑，也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成为历史上最合理的选择。
因此，苏皖交界的古虹县（今泗县）三皇墓，作为伏羲、女娲、神农的远古墓地，极可能真实存在，亦符合华夏文明发源于河流三角洲的规律。而淮河中游涂山地区大量尧、舜、禹、皋陶、鲧、防风等历史遗迹，进一步佐证了淮河流域中下游是孕育华夏文明的重要区域，为三皇五帝创造先进文化提供了系列历史证据，是夏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 《凤阳府志》与《蒙城县志》中对三皇墓及夏水夏氏的记载，既不在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界研究范围内，也未进入当地学者与官方宣传视野，因此保留了原始史料价值和真实性。这排除了地方人为争夺历史文化名人遗迹而造假的可能性，也体现了古人在历史文化传承上的无功利性。虽然这些记载在历史演变中逐渐淡出民众记忆，但其重要性仍不可低估。
笔者在前期研究中，通过大禹在淮河涂山凿山导淮十三年取得治水成功，并在涂山南麓禹会村召开万国聚会，确认鲧与大禹父子为涂山本地人，具体位置即北淝河四方湖古城。涂山本地水患，由本地人治理，本地问题由本地解决，这是千古不变的社会原则。通过《蒙城县志》记载的交叉线索，进一步验证了笔者结论的准确性：鲧与大禹代表的夏氏族部落，本地治理涂山地区淮河洪水，尧舜禹时期的天下中国实指淮河涂山地区。
发表评论 评论 (4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