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的江西宁都，一间祠堂改成的会议室里，八个人围坐在一起，争论的声音时高时低。毛泽东坐在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表决结果出来的时候，五票赞成、三票反对，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投下赞成票的五个人里，有一个是刘伯承。十三年后，在延安的整风会上，已经是129师师长的刘伯承站起来，当着众人的面说了一句话。他说，当年宁都会议投票反对毛泽东，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之一。
01 宁都会议前夜
要讲清楚宁都会议上那五票是怎么投出来的，得先把时间拨回到两个月前。
1932年夏天的瑞金，天气闷热得让人坐不住。
苏区中央局的办公室里，任弼时和项英正对着前线发来的一叠电报发愁。电报是毛泽东和朱德从前方拍回来的，内容翻来覆去就是一个意思：不能打中心城市，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可临时中央发来的指示电，说的却是另一回事。
那年6月，临时中央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尽快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个调子定得很高，也很急。毛泽东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朱德是总司令，两人都在前线。
他们比谁都清楚红军的家底：枪不够，子弹不够，重武器几乎没有。
拿这样的队伍去攻坚城，等于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回电，提出应该继续用“诱敌深入”的老办法，把敌人放进来，在根据地内部打，在运动中歼灭。这个法子前几次反“围剿”都用过，管用。
但后方不这么看。
任弼时是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项英是代理书记，顾作霖是宣传部长，邓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这几个人主持后方工作，对前线的情况没有毛泽东他们那么熟悉，但对临时中央的指示执行得很坚决。
在他们看来，毛泽东那一套是“右倾保守”，是消极等待，不符合进攻路线。
分歧就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开了一次会。会上，毛泽东和任弼时、项英等人当面争论起来。毛泽东说话直，摆事实讲道理，一条一条地分析敌我力量对比。
任弼时说话快，项英在旁边不时点头。会议开得很僵，谁也没说服谁。
到了9月，周恩来从后方赶到前方去指挥作战。他这一走，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就由任弼时和项英主持了。前线和后方的沟通越来越不顺，电报来来往往，措辞也越来越硬。
毛泽东在前方接到后方发来的批评电报，有时候看完就放在桌上，半天不说话。他不是不想解释，是解释不通。
后方要的是进攻，他要的是保存实力。两边说的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仗怎么打，最后只能有一个方案。
周恩来在前后方之间来回跑，想调和矛盾。他性格温和，做事周全，两边都能说上话。可这一次，分歧太大，调和不了。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会议通知发到前方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部署作战。
他看完通知，沉默了一会儿，把电报收好，继续看地图。他知道这次会议要面对什么，但他还是去了。
02 八个人的会议室
1932年10月中旬，宁都县城的一间祠堂里，会议开始了。
祠堂不大，光线昏暗，油灯的火苗被穿堂风吹得摇摇晃晃。墙上挂着作战地图，桌上摊着会议记录本。八个人围坐在一起，气氛比外面的秋雨还要冷。
参会的人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刘伯承。
王稼祥和彭德怀也在场，但主要的争论发生在前面几个人之间。
周恩来是会议主持人。他宣布开会，然后请任弼时先发言。
任弼时开门见山，直接批评毛泽东的军事方针。他说，红军应该主动出击，攻打中心城市，而不是缩在根据地里等敌人来。他把这叫做“积极进攻”，把毛泽东的主张叫做“消极等待”。
项英接着发言，语气更硬。
他说毛泽东在前方“不执行中央指示”，是“右倾机会主义”。顾作霖和邓发也先后发言，支持任弼时和项英的意见。
毛泽东坐在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里很快堆满了烟头。等几个人说完，他才开口。
他没有发火，也没有拍桌子。他一条一条地讲自己的理由：红军现在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敌人有多少兵力，装备怎么样；前几次反“围剿”是怎么打赢的，靠的就是诱敌深入。
他说，打中心城市听着好听，打不下来怎么办？
红军这点家底，拼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他说话声音不大，但很坚定。他说，毛泽东的打法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证明是有效的，不能轻易否定。
王稼祥和彭德怀也站在毛泽东一边。彭德怀性子直，说话冲，当场就顶了任弼时几句。
但后方来的几个人态度很坚决。
他们认为，临时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就是右倾，必须纠正。
争论持续了很久。油灯添了几次油，外面的天从亮到暗，又从暗到亮。
轮到刘伯承发言的时候，会场安静了一下。刘伯承当时是红军学校校长，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军事理论功底在红军里是数一数二的。他说了自己的看法：从正规战的角度看，攻打中心城市是必要的，红军应该提高战斗力，不能总是打游击。
他讲得很专业，也很冷静。他没有针对毛泽东个人，但他表达的意见，和任弼时、项英他们是一致的。
表决的时候到了。
周恩来没有投票，他是主持人。表决结果：五票赞成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三票反对。
赞成的是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刘伯承。反对的是朱德、王稼祥、彭德怀。
五票赞成，三票反对。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被撤销了。
他掐灭手里的烟，站起来，走出了那间祠堂。会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周恩来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那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住处，一夜没怎么睡。他后来在回忆里提到过这段日子，说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之一。
03 离开后的红军
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红军在战场上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这一次，他改变了打法，不再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一点一点地压缩中央苏区的生存空间。
这时候，红军的指挥权在博古和李德手里。博古是临时中央负责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个德国人。两个人都不熟悉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却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御敌于国门之外”。
意思是，不能让敌人踏进苏区一步，要在苏区外面就把敌人挡住。这个口号听着提气，但根本做不到。红军没有重武器，没有飞机大炮，拿什么去和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硬碰硬？
彭德怀在前线指挥作战，看着红军战士一批一批地倒在敌人碉堡前面，急得拍桌子。他后来骂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说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仗越打越被动。红军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根据地越打越小，人越打越少。
刘伯承当时是红军总参谋长。他在长征初期亲眼目睹了红军遭受的惨重损失。湘江战役是最惨烈的一仗。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江水被战士们的血染成了红色。刘伯承站在湘江边上，看着江面上漂浮的尸体，心里翻江倒海。
他开始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打成这样？
毛泽东在后方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不在指挥位置上。但他一直关注着战局。他多次提出建议，都被博古和李德否决了。
他没有办法，只能看着红军一步步走向绝境。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出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要走多久。队伍里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仗，到底是怎么打成这样的？
长征初期，红军继续遭受损失。博古和李德指挥下的行军路线呆板僵硬，部队行动迟缓，被敌人一路围追堵截。
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了。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
会上，博古和李德受到了严厉批评。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他的军事主张再次被采纳。刘伯承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支持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就是四渡赤水。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插，把国民党军搞得晕头转向。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毛泽东是怎么打仗的：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看似没有章法，实际上每一步都有深意。
红军活下来了。刘伯承心里那根弦，开始松动了。
04 刘伯承的十三年
遵义会议后，刘伯承继续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开始与毛泽东密切共事。
长征路上，两个人经常一起行军。毛泽东边走边抽烟，刘伯承边走边看地图。有时候两个人会讨论作战方案，毛泽东说自己的想法，刘伯承从军事专业的角度补充细节。配合越来越默契。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任八路军129师师长，和邓小平搭档。129师在太行山区打游击，打了不少漂亮仗。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对129师的作战方针给予肯定。
刘伯承在实战中越来越体会到，毛泽东那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打法，才是红军、八路军能够以弱胜强的根本。
1942年开始，延安整风运动逐步展开。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回顾党的历史，总结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
刘伯承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住窑洞，读文件，写笔记。他把自己从宁都会议以来的经历，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他想起了1932年宁都会议上自己投的那一票。那时候他刚从苏联回来不久，脑子里装的是正规战那一套。他觉得自己懂军事理论，觉得红军应该打正规战，应该攻打大城市。可事实证明，那套东西在中国行不通。
他想起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想起了湘江边上的血水，想起了长征路上倒下的战友。如果当初毛泽东没有离开领导岗位，红军会不会少走那么多弯路？会不会少牺牲那么多人？
这些问题，他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议期间，刘伯承在发言中公开提到了宁都会议。他站起来，声音有些颤抖。他说，当年宁都会议投票反对毛泽东，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之一。
他说，自己那时候不懂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会场安静了下来。代表们看着这位战功赫赫的129师师长，听他讲完那段往事。
刘伯承不是唯一一个在后来反思当年投票的人。但他是五个人中唯一一个在公开场合正式悔过的。
十三年，足够一个人想明白很多事情。刘伯承站在延安的礼堂里，说出了那句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他不是在否定自己，他是在面对自己。
05 五个人后来的人生
刘伯承不是唯一一个在后来反思当年投票的人。宁都会议上的五个人，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任弼时后来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在延安整风期间，也对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投票进行了反思。1945年，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成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他工作勤恳，任劳任怨，被同志们称为“党内的老黄牛”。
1950年，任弼时因病逝世，年仅46岁。他走得太早，没有看到后来的很多事，但他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从反对毛泽东到拥护毛泽东的转变。
项英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抗日战争爆发后，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和叶挺一起领导新四军。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项英在突围过程中牺牲。
他牺牲前有没有想起过宁都会议上的那一票，没有人知道。但他的牺牲，是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顾作霖没有等到悔过的机会。他在1934年就病逝于瑞金，年仅26岁。他走得太早，没有经历后来的长征、抗战和整风。他的人生定格在了中央苏区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
邓发也没有等到。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来参加了长征，到达了延安。
1946年4月，邓发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同机的还有叶挺、王若飞、秦邦宪等人。那一年，他40岁。
五个人，五种命运。有人悔过了，有人牺牲了，有人病逝了，有人遇难了。历史没有给他们同样的机会，但历史记住了他们每一个人。
刘伯承活到了最后。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1986年，刘伯承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国革命最波澜壮阔的岁月，从旧军队的军官到红军的参谋长，从129师师长到开国元帅，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06 历史的回响
历史记住的，不只是他们每一个人，还有他们用行动写下的一个道理。
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在思想上达到了高度统一。这种统一，不是靠强制压出来的，是靠学习、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点一点形成的。
共产党人敢于承认错误、修正错误，是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刘伯承的悔过，不是简单的认错，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历史的负责，对真理的追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怕承认自己犯过错误，怕的是知错不改。
延安的礼堂里，代表们齐唱《国际歌》。刘伯承坐在台下，表情平静而坚定。
他已经把该说的话说完了，剩下的，就是继续往前走。
宁都会议上的那五票，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也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但历史没有停留在那五票上。红军从失败中走出来，从挫折中站起来，最终走到了延安，走到了北京。
一个敢于承认错误的党，一个敢于修正错误的党，才是一个有希望的党。刘伯承的那一票，投错了。但他后来的悔过，让他重新站到了正确的一边。这就是历史，复杂、真实、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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