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午后，天安门城楼上风很大。
一位穿长衫的老头被工作人员搀着，站在人群靠后的位置。他没往前挤，也没跟谁打招呼，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落在主席台上那个正在念稿子的人身上。良久，他轻轻合了一下掌。
没人注意到这个动作。旁边的人更不知道，主席台上那个正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人，三十七年前，是他从一张考卷里“捞”出来的。
老头叫符定一，湖南衡山人，那年七十二岁。他这辈子做过最“亏本”也最“赚”的一件事，就是在1912年的秋天，跟一个十九岁的农村穷学生较了一回真。
先说那张考卷。
1912年，符定一在长沙办了一所公立高等中学，自己当校长。招生考试他亲自出题，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要策》。考完了，他翻卷子，翻到一份答卷，停住了。文章写得极好，论点清楚，笔力刚劲。但他不信。一个穿着土气、从湘潭农村来的年轻人，能写出这种东西？
他把人叫进校长室，当面又考。问“上下五千年”，问“纵横八万里”，问治国之道，问古今兴衰。十九岁的毛泽东对答如流，越说越有东西。符定一当场认定：这个人不是池中物。
他做了一件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的事：把自己珍藏的一套《资治通鉴》拿出来，送给了这个穷学生。在那个年代，这套书不是普通的书，是读书人的命根子。符定一没想那么多，他就觉得，这个人读得懂，也配得上。
后来的事验证了他的判断。毛泽东在这所学校待了半年，觉得课程满足不了自己，转去了湖南第一师范。符定一不久也调到第一师范当校长，两个人的师生关系又续上了。再后来毛泽东去北京，经常跑到符定一家里做客，谈学问，谈时局。符定一在经济上接济他，在政治上帮他。
但真正让符定一赌上一切的，是1925年。
那一年毛泽东在韶山搞农民运动，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了死命令，要抓他。全城军警出动，密电都发下去了。符定一当时已经做了高官，在省政府秘书长家里看到了那份密电。他放下电报，跟那位亲戚说了一句话：“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都在你我之上。”
这话搁当时，没人信。一个被通缉的“乱党”，一个在乡下搞农运的年轻人，你说他将来成就比省府秘书长还高？但符定一不是随口说的。他从1912年就在观察这个人，看了十三年，看准了。
他用自己的威望四处斡旋，说服警方放人，硬是把毛泽东从枪口下拉了出来。此后他又因为这事被人告发，坐过牢。但他没后悔。
符定一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特别朴素的东西。
他是正经科举出身，考中过举人，在京师大学堂读过书，中西学问都通。他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做官、做学问，过体面的日子。但他一辈子干的事，都跟“体面”不太沾边。抗战时期拒绝高官厚禄，回乡下办学。抗战胜利后到北平，把自家房子让给中共代表叶剑英住。解放平津的时候，他给毛泽东献策，建议“先武攻天津，后文取北平城”。
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工作人员专门把他请上天安门城楼，安排在人群中。他没有去主席台前寒暄，只站在后面看着。看了一会儿，合了一下掌。
这个动作很轻，轻到几乎没人看见。但它背后的分量，只有他自己知道。三十七年前，他从一张考卷里认出一个“大器之材”；二十四年前，他用一句话和一身威望，从枪口下抢回一条命。现在这个人站在城楼上，对着全世界念稿子。
他没有看错。
周恩来后来总结符定一的一生，说了三个贡献，第一个就是“发现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有用人才”。
这话说得平实，但分量极重。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第一个说“这个人行”的人，往往比后来跟着说“这个人行”的所有人加起来，都更不容易。符定一不是锦上添花的人，他是那个在没人下注的时候，把全部筹码推上去的人。
天安门城楼上那阵风，把长衫吹得鼓起来。他合掌的时候，大概什么话都没说。有些事，不用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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