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为何大家都对1932年的宁都会议讳莫如深？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1935年的遵义会议，如同历史的尺子，清晰地划出了中国共产党命运的转折点，甚至可以说，那是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人们熟知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从此，我们拥有了伟大的毛主席。然而，回首当时的那段岁月，残酷的现实却令人心惊——红军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原本被王明等人视为圭臬的军事路线也摇摇欲坠，质疑声此起彼伏。

这困境的根源，直指向那令人痛心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惨败。但仅仅将此归咎于表面的失败，显然是轻描淡写。即便在战败之后，红军依然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一再跌撞。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已然出现了致命的漏洞，可偏偏仍固执地遵循既定的计划，执着地向湘西挺进。继续这样盲目前行，无疑会将红军推入蒋介石军队的重重包围，最终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毛泽东同志本应在这个关键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贡献自己的智慧，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剥夺了他的发言权，将他禁锢在沉默之中。而导致这种局面，要追溯到三年前，在宁都会议上做出的那些至今让人唏嘘的决策。

宁都会议绝非可有可无的事件，它承载着重要的历史重量。刘伯承元帅曾坦言，他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次错误就出自那场会议。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场会议在官方的党史叙述中却被有意回避，甚至刻意低调。很多人对宁都会议知之甚少，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那场会议的缘起。1932年，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召开的宁都会议被官方定义为一场王明与毛泽东作战方针之争。这里的毛，自然指毛泽东同志；王，则是当时已然在中央政治局崭露头角的王明。即便王明尚未坐上党内的权位，但在共产国际的暗中扶持下，他已经成为了实质性的核心决策者。

要理解宁都会议，就不得不提及周恩来。在他之前一年，1931年，周恩来仍在上海担当着党的领导重任。经过无数次深入的研讨和反复的推敲，他认为中央政治局应当派遣一定比例的干部到苏区参与工作，尤其是那些曾接受过国外军事训练的人员，更应当毫无保留地奔赴苏区。最终，周恩来本人以及一批优秀的干部被确定将前往苏区，只是由于公务繁重，他不得不延迟了几个月才能够到达。而在此期间，项英临时代替了他，与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等人一同前往宁都县，肩负着建设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重任。

当时，江西苏区正面临着敌军的强大压力，前路危机四伏。中央苏区经历了无数次的围剿战役，内部又爆发了富田事变等事件，形势之严峻，令人难以想象。在这种现实背景下，确立一条正确的军事和政治路线，显得尤为紧迫。然而，当时党内的军事路线总体上偏离了正确轨道，呈现出一种过分激进的倾向，一味地强调进攻。

说这路线激进，似乎还未能准确地概括王明等人所倡导的军事方针，用冒险一词或许更贴切。王明早年作为学生代表，因投身革命而被派往苏联学习，1929年重返中国。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积极运作下，王明逐渐登上中央政治局的核心决策层，并与博古、李德等人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派系。

王明和米夫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抱持着近乎盲目的乐观。米夫曾毫不掩饰地宣称：中国的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武汉、南昌等大城市已经落入苏区的环围，革命的终点就在眼前！ 这种乐观的言辞无疑能够鼓舞士气，但面对红军力量的薄弱，以及主要城市仍然处于敌方掌控的严峻现实，却显得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实际。

米夫不仅在精神上过度乐观，更公然主张红军应立即占领一些大城市，这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无疑是天方夜谭。王明与米夫的观点高度一致，认为应当先占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再进而推行全国性的胜利，完全忽略了红军实际力量的不足以及占领区的脆弱性。他们一味地鼓吹进攻，并强调最大的危险在于右倾，也就是相对保守的防守策略。

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同志被贴上了右倾的标签，这无疑是一种赤裸裸的污名化。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敌我力量的差距巨大，红军根本不可能一举攻占几个大城市，必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尽管这一观点在事实层面是绝对正确的，却被王明等人斥责为消极怠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军事主张的冲突，最终在宁都会议上爆发，如同一场激烈的风暴。

宁都会议的举办地选在了江西赣州的宁都县，那时的宁都县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会议在宁都县东山坝乡小源村进行，毛泽东、朱德、王明、任弼时、项英等党内的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核心议题便是解决军路线的分歧。王明等人坚信，革命已然接近胜利，红军不应被动地防守，而应当主动出击，力争夺取几个大城市。这一观点与会议收到的中央的紧急电报密切相关。

尽管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但在话语权远不及王明、米夫等人的情况下，再加上苏区内部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使部分同志产生了轻敌思想，对毛泽东主张的诱敌深入、打围巩固苏区等策略持有异议。

王明等人公开指责毛泽东同志的右倾路线，称其否定了过去的胜利成果，显然是片面的批评。毛泽东强调稳扎稳打，正是对过去胜利经验的总结与延续，怎么能被解读为完全的否定呢？他们还指责毛泽东不尊重党的领导，并称其对夺取大城市的作战方针消极怠工。

当时，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在党内和军事行动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坚决不接受这些指责，但面对当时盛行的左的冒险主义风气，毛泽东也遭受了多轮的批评和攻击。 会议期间，关于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线的问题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留在前线，高度重视他的军事才能。早先，任弼时也曾对毛泽东的独到见解、善于察敌形势、临机果断的特点赞赏有加，主张推举他为中央局书记。 然而，党内并非所有人都认可毛泽东的军事才干，加之几次胜利后的谨慎作风被左的冒险主义所掩盖，宁都会议最终做出了令人唏嘘的决定，免去了毛泽东的职务，只给他保留了一个名义上的虚职。至于是否将他召回后方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议，最终，毛泽东被迫选择了回后方养病——当时他正饱受严重的痢疾的折磨。 宁都会议直接导致毛泽东在党内丧失了所有职务和话语权，他原本正确的军事方针被搁置，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红军损失惨重，不堪设想。这次会议的决策，可谓是误国误军。 尽管宁都会议影响深远，但它在党史中的存在感却十分微弱，甚至带有某种隐晦的回避色彩，这又是为何？ 宁都会议不被广泛提及，主要源于两个原因：首先，这场会议本质上是一场充满波折的风波，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引发了重大的失败；其次，作为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极为尴尬，没有人愿意揭露他的低谷时刻，以免损害他光辉的历史形象。 这种不愿触及宁都会议，更多的是一种无意的疏忽。但正是在毛主席的低谷中挣扎和崛起，才成就了他更加立体丰满的形象。那时，毛泽东被排挤、失去兵权，身患重病，处境艰难。他回到乡下养病，虽身处深山，却总能听到红军败绩和惨重伤亡的消息，内心十分沉痛，又必须时刻躲避敌人的搜捕。 这一切磨难，都始于宁都会议，因此，这段历史容易被人们遗忘，毕竟，后来毛主席的形象过于伟岸，将那段暗淡岁月所掩盖。 从历史角度来看，宁都会议虽然被视为军事路线的决定性会议，但其实也带有较强的批判和权力斗争色彩。它是一场对毛泽东的批评大会，也代表了党内激烈的派系争斗。 如果想要全面认识宁都会议在党史上的作用，就不能忽略后续的黎平会议、通道会议和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点，标志着革命局势的重回正轨。通道会议因其紧急性被称为飞行会议，会上毛泽东极力劝阻博古、李德等人，但未能取得任何效果。黎平会议承接通道会议，毛泽东主张获得多数人的认可。正是这些会议，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军事路线重新确立的过程，而这一切，都是宁都会议错误决策的后续发展。 总而言之，宁都会议虽然存在感较弱，但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影响深远，是理解党内路线斗争和军事决策转变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革命道路的曲折与艰辛，以及正确领导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王龙腾. 多方互动视角下的宁都会议再研究[J]. 苏区研究, 2022, (02) [2] 黄珍德. 宁都会议、进攻路线与共产国际[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1,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