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秋收起义出身的何长工，草地分兵为何站在张氏那一边？有三点原因

井冈山，作为我们党创建的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其历史地位举足轻重。回首当年，1927年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的残余力量在这里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后来，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队伍也陆续加入，极大地壮大了我们的实力。想到那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毛主席和朱老总连对方的具体位置、部队情况都难以知晓，更别提像今天这样，只需一个电话、一个定位就能精准联系。他们究竟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会师的呢？谜底的关键，隐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人物身上——何长工。

何长工，这个名字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略显模糊，但他与我们党早期的发展密切相关。他不仅是朱毛会师的关键人物，还与毛主席、周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为我军设计了第一面军旗，在1930年就担任了红军军长，长征途中又担任军团政委。如此辉煌的履历，令人扼腕的是，在草地分兵的关键时刻，他却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影响了他此后的军政生涯。那么，这位嫡系中的嫡系，究竟为何会做出这样令人费解的决定呢？

何长工原名何坤，出生于湖南华容。青年时代，他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远赴法兰西求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工俭学，成为了旅欧支部的骨干。这段经历让他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一批革命先驱，思想也逐渐受到他们的影响，最终在1922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返国后，何长工被委以重任，回到家乡湖南开展农民运动，与年轻的毛主席并肩作战。两人在工作中互相欣赏，表现突出，很快便成为了军阀眼中的眼中钉。然而，马日事变的爆发，让他们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毛主席为了保护何长工的安全，给他改了一个新名字——长工，寓意为永远做人民的长工。

为了躲避追捕，何长工暂时离开了湖南，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不幸的是，警卫团未能及时追上南昌起义部队，便留在了湘赣边参加秋收起义，随后又跟随主席上了井冈山。何长工内心充满了激动，能够再次与毛主席并肩作战，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之后，毛主席对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十分关心。1927年10月5日，他委托何长工前往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希望能获取相关消息。仅仅五天后，1927年10月10日，何长工便赶到了长沙，经过一番周密的寻找，成功联系上了省委。汇报完秋收起义的工作后，省委告知他，如果想要找到朱德、陈毅，不必再联系衡阳特委，可以直接绕道粤北地区寻找。在历经艰辛后，何长工于12月末抵达韶关，并在距离韶关40多里的犁铺头找到了朱德所在的140团团部。朱德看到他时激动万分，他说：太好了！我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井冈山的消息，我们到处奔波，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正要去找你们，你能来真是太好了！随后，朱德让何长工尽快回到井冈山与毛主席取得联系。何长工深知任务的紧迫性，立即启程，于1928年1月返回井冈山汇报相关情况。此后，何长工便成为了两支部队之间重要的联络人，最终在1928年4月28日，朱毛会师于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何长工完成了重要的引见人任务，为双方的相互认识搭建了桥梁。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这位与朱、毛、周三位领导人关系密切的嫡系中的嫡系，却在草地分兵时做出了令人震惊的选择。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亲自找到何长工，希望他能够担任红九军团的政委，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他的高度重视和信任。红九军团在长征途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主要负责殿后和掩护，出发时有11000余人，但在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只剩下不到千人，损失惨重。整个红一方面军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减员严重、物资匮乏，许多人都面容憔悴，营养不良。本以为会师后情况能够有所好转，却没想到张国焘见中央红军如此虚弱，竟然产生了错误的想法，不断索取权力，试图控制全局。

1930年8月，左、右两路红军混合编组，准备北上。红五军团改编的红五军和红九军团改编的红三十二军编入了以红四方面军力量为主的左路军。令人扼腕的是，分开没多久，张国焘就想要两支红军全部南下，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出于安全考虑，中央右路军（即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当董振堂得知张国焘的意图后，强烈反对，表示要率部追随中央，结果被张国焘派去担任红五军政委的亲信黄超当着众人的面打了耳光。为了维护团结，董振堂忍了下来，其他原中央红军的人也只好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1930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就在这次会议上，何长工的行为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置信。

张国焘深知仅凭自己手下的力量很难获得人心，于是他让原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来做表率，其中发言最为激烈的有四人：红五军工作部部长邵式平、红三十二军政委何长工、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红五军政委李卓然。许多参与会的人都留下了回忆，例如时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的宋侃夫就曾回忆说：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几位干部讲话，他们的话给大家造成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主席？很多人因此陷入迷惑。会后，这几位干部都得到了升迁。徐向前元帅也感到了不可思议：会场的气氛非常沉闷，谁都不想出头。于是张国焘先指定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这几位干部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特别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从未听闻过，不禁为之哗然。何长工作为参与秋收起义及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与中央领导人关系密切的重要人物，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误导了许多人。

回顾何长工与朱、毛、周三位领导人的渊源，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与党中央之间的特殊联系。然而，在卓木碉会议上的选择，却仿佛一道令人不解的谜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曾经深受信任的红军将领，最终走向了错误的道路呢？

首先，长征的残酷现实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在长征途中承担了大部分的后卫任务，长期遭受敌人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让红军的后卫部队损失尤为巨大。红九军团甚至经历了一次被当作疑兵险些全军覆没的惨剧。三渡赤水河后，毛主席命令红军主力掉头南下，继续南渡乌江，却不得不牺牲红九军团，让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伪装成主力，引开敌人的注意力。然而，红九军团最终未能按时到达渡河地点，陈赓不得不提前拆除了浮桥，导致红九军团孤立无援，转战了两个多月才与主力会合，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险境。作为军团最高首长的罗炳辉和何长工，心中自然积压着不满和怨气。

其次，当时的局势也对何长工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卓木碉会议的爆发过于突然，中央机关在右路军只带走了红一、红三军，而红五、红三十二军未能及时得到通知。这也导致一些干部产生了不满情绪，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一点：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一致表示愤慨。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何长工等人可能受到了压力，并对局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虽然我们站在历史的后方，能够清晰地看到毛主席的正确性，但在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洞察先机。何长工等人见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可能认为依附于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出路，再加上被张国焘的胁迫，最终盲目地选择了站在了他的一边。 尽管如此，无论原因如何，最终都要归结于何长工等人意志不够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缺乏足够的定力。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许多原红一方面军干部，却能够坚守自己的立场，不随波逐流。 例如，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就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他甚至发动了推翻张国焘的行动，只是朱老总考虑到大局，没有同意。红五军团也承担了更长时间的后卫任务，董振堂却没有丝毫的怨言。而黄火青，这位同样经历了艰难长征的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却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主动与何长工沟通，希望一同北上，最终却因时局所迫而未能如愿，差点牺牲在了路上。对比之下，何长工的选择显得更加令人遗憾。彭绍辉、陈伯钧等其他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基本都站在了中央红军的这一边，展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信念。 何长工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人的选择至关重要。这位曾经拥有辉煌成就的红军将领，最终却因为在关键时刻的错误选择，导致了自己后来的发展受阻，1955年也未能参与授衔，令人惋惜不已。草地分兵后的一系列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何长工的一生。 总而言之，何长工的经历，展现了革命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弱点，提醒我们要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定理想信念，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任何个人或势力所左右，始终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的故事，将永远警醒着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正确的选择才能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