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他错杀袁文才、王佐致井冈山失守，后来饮弹自尽建国后被评为烈士

说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愣了好一会儿。一个人开枪打死了自己人，一年后他自己也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建国以后，两个人都被追认成了烈士。

这事发生在井冈山。

1927年秋天，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残部往井冈山走。那时候井冈山上已经有两拨人马——袁文才和王佐。一个是宁冈的客籍农民武装头领，一个是井冈山上的绿林好汉。两个人早年拜过把子，在当地老百姓心里有分量。

毛泽东没有上山就打。他先派人送了枪过去，袁文才回了一批粮食和银元。这事谈成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后来被改编成工农革命军，成了井冈山根据地最早的一批武装力量。可以说，没有这两个人，井冈山这块地方红军不一定站得住脚。

可到了1930年2月，事情变了。

直接引爆这一切的，是一桩看着不起眼的小事。井冈山附近有个叫罗克绍的地方武装头子，手里有个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和王佐一直想把那个兵工厂弄过来，给红军用。1930年2月2日，他们抓住了罗克绍，但没杀他，留着好酒好菜招待，想让他把兵工厂交出来。

按理说这是件对红军有好处的事。问题出在袁文才和王佐没有及时向湘赣边界特委报告。这一下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叫朱昌偕。这个人1908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家里穷，父亲早亡，14岁就拜师学裁缝。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到1929年已经是临时特委书记了。当时他也就二十出头。

那年冬天，中央派了一个叫彭清泉的巡视员到湘赣边界来。彭清泉的真实身份是潘心源，红军的高级将领。他到边界巡视了半个月，觉得有三件事要处理——合并特委、成立红六军、还有一件事，就是“解决”袁文才和王佐。

彭清泉亲自主持召开了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会上给袁文才和王佐列了一串罪状：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还有那个罗克绍的事。

我琢磨着，朱昌偕当时的心态可能挺复杂。他比袁文才和王佐都年轻，资历也浅。彭清泉是中央来的人，手里拿着“六大”关于处理土匪首领的文件精神。在那个氛围下，朱昌偕大概是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立场。

2月22日晚上，特委通知袁文才和王佐到永新县城开会。两个人按时到了。会上彭清泉当面指责他们，袁文才和王佐不服气，当场吵了起来，会开得不欢而散。

但特委表面上还是热情款待。23日照常无事，晚上还备了酒菜。袁文才和王佐大概觉得吵归吵，不至于出什么事。

朱昌偕连夜赶到了红五军驻地。他找到彭德怀，请求派兵。彭德怀听了汇报之后觉得挺突然，但还是派了红五军四纵队的两个连，2月24日拂晓赶到了永新。

24日天还没亮。朱昌偕带人包围了袁文才和王佐的住处。他冲进去，开枪把袁文才打死在了床上。袁文才那年32岁。王佐听到枪声，赶紧跳墙骑马跑。跑到县城东边的禾水河，河上的桥板事先被人撤掉了，王佐连人带马跌进了河里，淹死在了东关潭。也是32岁。

袁文才和王佐手下四十多个干部骨干随后被杀，剩下的部队一部分编入红五军，一部分被解散。

这件事传出去之后，湘赣边界的反响非常大。袁文才和王佐的旧部、井冈山上的客籍干部和群众，都觉得这是土籍领导在公报私仇。他们联名写信给彭德怀，希望上级能主持公道。信里写得很直接，说特委“设此圈套”把袁王“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

这封信有没有送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但彭德怀和上级党组织没有派人来安抚，也没有做解释。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反而继续宣传袁文才和王佐有罪，说他们是革命的敌人，理应被杀。

另一边，国民党看准了这个机会。茶陵和宁冈的土豪劣绅到处贴标语，写的是“反对共产党过河拆桥”、“反对共产党恩将仇报”。宁冈和遂川的国民党政府还派人给井冈山上的农民送粮食、食盐，甚至送耕牛。袁文才和王佐旧部排长以上的家庭，给的抚慰更优厚。

一边是共产党上级不理会，一边是国民党送粮送牛。人心往哪边转，不难想。

1930年3月下旬，袁文才的旧部谢角铭联络王佐的部下王云隆，联名给湘赣两省政府发报，宣布“反赤”。4月上旬，宁冈遂川边防保卫团在茅坪成立，谢角铭当团总，王云隆当团副。这支保卫团以袁文才和王佐的旧部为主，又招了两百多人。

井冈山就这么丢了。从1927年10月建立到1930年4月沦为白区，两年半。此后一直到1949年解放军解放井冈山，我党我军再也没有回到那里重建根据地。

但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朱昌偕打死袁文才的时候可能没想到，他自己会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走向终点。

1931年，中央苏区开始搞肃反。朱昌偕被指控为“AB团主犯”，遭到通缉。AB团是国民党右派组织，但在那场扩大化的肃反中，很多自己人被扣上了这顶帽子。朱昌偕被通缉后，躲到了永新的梅花山上。

1931年8月30日，他在梅花山上开枪自尽。才24岁。

关于他为什么走这一步，我看到有资料写的是“带着不能解脱的矛盾与痛苦”。这个说法挺耐人寻味的。一年半之前，他带人包围了袁文才和王佐的住处，开枪打死了袁文才。一年半之后，他自己被当成敌人通缉，躲进山里，最终选择了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这里面有个让人不太好受的对称。袁文才和王佐是被“左”倾路线错杀的，朱昌偕自己也是。他既是执行者，也是受害者。

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对这段历史做了重新审视。袁文才和王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朱昌偕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三个人的名字，最后都刻在了烈士名单上。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1930年2月的那个晚上，朱昌偕没有连夜赶去红五军搬兵，事情会怎样。但历史没法假设。那会儿的党组织还年轻，肃反的逻辑一旦转起来，今天你指认别人是敌人，明天就可能有人指认你是敌人。

袁文才和王佐丢了命。朱昌偕也丢了命。井冈山丢了。到最后，所有人都是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