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动态] 老北京为何爱“八仙”

“把他多少古仙人，乱点鸳鸯集冠帔。”这是清代著名诗人赵翼《题八仙图》中的句子，讽“八仙”来自不同时代，被“乱点鸳鸯谱”般凑在一起，还配了标准装束。

虽“幽了一默”，赵翼还是老老实实题了诗。自明代起，《八仙图》便是祝寿、拜年、庆生等的常用礼品，清代更甚，宫廷逢年节必演“八仙戏”，至今仍存八仙戏服近80件，而收藏的相关题材文物达“千余件”，如明张翀《八仙过海图镜心》、宋佚名《缂丝八仙拱寿轴》、明《顾绣八仙庆寿挂屏》、明万历五彩八仙图罐等。

“八仙”始于唐，至明代吴元泰（可能是浙江人）的神魔小说《东游记》最终定型，其实“八仙”与老北京关系密切，钟离权也被认为是北京人（一说是陕西咸阳人），元代时，北京戏曲家马致远明确提出“八仙”的名单，而演绎“八仙”故事最好的古小说《八仙得道传》也是在北京创作完成的。京城至今仍存3处供奉吕洞宾的庙宇，而延庆区大庄科乡莲花山麓仍存一座八仙庙。鲁迅先生曾对日本记者橘朴说：“政府银行还不如以吕纯阳（即吕洞宾）为行长的银行更受北京市民们的信赖。”

老北京人为何如此爱“八仙”？正逢国漫电影《八仙》票房“大火”，正可借此机会试予钩沉。本文主要参考了学者郑元培的《〈八仙得道传〉研究》、学者潘存娟的《慈禧与西安八仙宫》和学者王汉民的《八仙与宋元明清之道教》。

清代华喦《八仙》轴（局部）

不滑稽进不了“八仙”谱

可能受八卦影响，汉代已有“八仙”说，但究竟是哪八个，未见全载。一般认为，张果老、韩湘子的记录始见于唐，蓝采和的记录始见于五代，汉钟离、吕洞宾的记录始见于宋，曹国舅、铁拐李的记录始见于元，何仙姑到明代才出现，跨度800多年。

《东游记》前，“八仙”至少有三版，分别以徐神翁、壶公、张四郎代何仙姑。

徐神翁本名徐守信，是北宋末年民间道士，以算命准著称。宋徽宗曾召见他，赐号“虚静冲和先生”。据苏辙记，徐神翁给苏轼算过命，称“君勿做官即善”，苏轼不听，不久被贬黄州。蔡京的四儿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说，徐神翁曾预言“吉人”登基，时无人知是赵佶（即宋徽宗）。徐神翁擅诗，如：“汲汲光阴似水流，随时得过便须休。儿孙自有儿孙计，莫与儿孙作马牛。”“儿孙自有儿孙计（多写成福）”是他最早说的。

壶公是东汉时传说的卖药人，夜则入壶。据《后汉书》，费长房曾随其入壶，见仙境，拜师学仙未成，成了名医，成语“悬壶济世”即从此来。

至于张四郎，始见于南宋洪迈的《夷坚志》，称他“能御鬼魅，救疾疫”，元杂剧中常提到他。

为什么何仙姑最终取胜？八仙各有缺点，吕洞宾好色、铁拐李腿残、钟离权衣品差、蓝采和爱行乞、曹国舅是恶官……加上何仙姑，正好凑成“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明中后期文学领袖王世贞说：“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为各据一端作滑稽观耶。”徐神翁、壶公等没这么好玩。

求“滑稽”，与金灭北宋后中原状况相关。以道教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例，生于地主家庭，喜读书，北宋亡，出仕无望。20岁时中武举，改名王世雄，可金朝只任他当小镇收酒税官，王重阳辞职，终日狂饮，后学佛，46岁在甘河镇遇钟离权、吕洞宾二仙人，转修道，改名王喆。50岁出关传教，再改名王嚞（哲的异体字）。

读书人向上无门，只好用长寿、快乐、富足等“世俗追求”争取大众，即《抱朴子》说：“古之得仙者……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

营造无忧无虑的“神仙世界”之外，全真教易修炼、益身心。此前道教重外丹烧炼，普通人玩不起，且易中毒。全真教重内丹，即学者王雅静称：“以自身为鼎炉，人体内的精、气、神为药物，呼吸为风，意念为火，形成以内丹修炼为承传的道派。”人人可习，且从外行到“得道”，靠“悟”即能快速通关，这可能仿自佛教禅宗的“顿悟”。王重阳的弟子马丹阳、谭长真、郝大通等，都是经一番“点化”后，迅速就“悟”了。

“八仙”故事成型，离不开老北京

在王重阳之前，“八仙”数量不全、无谱系，钟离权只是边缘神仙，甚至传说他是汉朝人，这可能源于他经常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意即“天下第一的闲散人钟离权”，后被简化成“汉钟离”，继而被编派到汉朝，还当了将军。

钟离权应是五代隐士，擅诗书，他曾写道：“得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居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宣和书谱》称他的书法“字画飘然，有凌云之气，非凡笔也”。

全真教力捧钟离权，因他留下专著《灵宝毕法》，总结前人内丹修炼经验，并将其系统化，使之“易知易学易行”，被全真教奉为经典。全真教由此建传承谱系：东华帝君（钟离权的师傅）为第一祖、钟离权为第二祖、吕洞宾（钟离权的弟子）为第三祖、刘海蟾（钟离权的弟子）为第四祖、王重阳为第五祖。

金后期，丘处机至雪山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免全真教赋税，命丘处机“就便理会”天下所有“出家善人”。平民、读书人为免税，纷纷加入全真教，致“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从风。虽虎苛狼戾，性于嗜杀之徒，率受法号”。

丘处机晚年在北京的长春宫（后扩大建设，成今白云观）主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并仙逝于此，“钟离权是北京人”的说法得以不胫而走。

元代读书人的状况依然不佳，北方停科举长达80年，杂剧成了抒愤的渠道。明初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将杂剧分为十二科，即：“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十二曰神头鬼面。”排名第一的“神仙道化”、第二的“隐居乐道”、第十二的“神头鬼面”都与道教神仙有关。

马致远写《三醉岳阳楼》时，明确提出八仙的名字，只是有徐神翁无何仙姑。当时北京既是全真教北派的中心，又是北方杂剧中心，还是“八仙”形成与传播的中心。

“八仙”很快成三教共同尊奉的仙人。

全真教主张融合三教，喜招文人入道，即“丘处机所收弟子多是儒士或出于儒士之家”。学者王汉民说：“试图将儒家的忠孝观、佛教的心性说、道教的清静无为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倡‘外修阴德，内炼真功’，在社会各阶层中影响很大。”

“八仙”竟然懂“电力”

今所见的“八仙”名单，最早出现在明代吴元泰的《东游记》中，《东游记》用文言写成，近似故事梗概，乏细节，读过它的人并不多。相比之下，“峨眉无垢道人”的《八仙得道传》更精彩。

据学者郑元培钩沉，无垢道人“少孤失学，流落成都”，随师傅志元在清云观中修道28年，后游览江山，行十余省，在北京写完《八仙得道传》，意在给后来初学道者当启蒙读物。

该书的序写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应是最终完成时间，共百回，50多万字。小说以二龙相争为始，带出八仙各自在轮回中挣扎，情节曲折复杂，但与今人所知的“八仙”故事迥异。这也不奇怪，“八仙”故事未经文人再创作，情节不完整，人物关系模糊，人物性格也前后不统一。

郑元培认为，《八仙得道传》虽无法与《西游记》相比，但“将零散故事整合串联，使得原先散落在各处的故事得以保存，加强了八仙之间的互动与故事本身的完善。小说还汲取了原本不属于八仙故事的一些传说”，致“情节更加生动，内容更加丰富，人物更加鲜活”。

近代科技的冲击，也影响到《八仙得道传》，书中多次提到“电力”，比如书中人物通慧说：“五千年后人类进步，有许多仙法将要流传人间。那时祖师将请玄女施法把剑光化成电力，能使千万里外一霎时间，双方通语或传答书信，这是祖师对师尊们说的。”

“无垢道人”在北京写完这本书，与当时北京的“八仙文化”发达有关，据学者曹连明钩沉，清宫每到元旦、燕九节、万寿节（皇帝或太后生日）、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乃至册封后妃、皇子出生等，必演戏庆贺，而“八仙戏”“占有很大的比例”。

以燕九节（正月十九日，传说是丘处机生日）为例，“是日，京城白云观人山人海，各种庆祝活动隆重举行。适时，清宫内则是好戏连台。演出的剧目有《太平胜事》《鹤驾蹁跹》《齐赴白云》《群仙赴会》《圣母巡行》《洞宾下凡》等，这些剧目多和八仙有关。”

据学者潘存娟钩沉，道光元年（1821年），为防巫蛊，清廷已停天师朝觐，“完全终止清王朝与道教的一切联系”，可慈禧太后佞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慈禧逃到西安，多次去西安八仙宫。

一是到西安后，慈禧“常有胃痛之疾，不服水土，夜不成寐，辄哭”，心理压力大，去八仙宫以释放内心压力。

一是当时陕西大旱，慈禧“减膳节用，为民祈福”“潜祷无间昕夕”，还“特命大臣致祭太白山神”，竟求雨成功，大搞迷信是为营造“天命仍在”的舆论环境，以延续统治。

当时八仙宫监院是李宗阳，是北京白云观方丈高仁侗的弟子。慈禧常借口修道，携李莲英至白云观，在那里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因这层隐秘关系，她对李宗阳亦有好感。第二年从西安回京时，依“南方旺气向明而治”之义，从南门出，可慈禧仍绕道东关，把八仙宫作为离西安的最后一站。

戏做得很足，可“八仙”并未保佑她。“八仙”来自民间、属于民间，有浓烈的草根精神和正义感，11年后，腐朽的清朝终于灭亡了。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