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光、马鸣与遗嘱，俱在。今年是刘白羽先生诞辰110周年，女儿刘丹回顾那场2004年春天的对话，录音机转动间，父亲对信仰的诠释犹在耳边；封晓曌开箱清点，从书桌到奖章，从宝钢牛到关山月《墨梅》，感受一位战士作家清风明月般的无私风范；王玥展读《马鸣风萧萧》手稿，从增删涂抹中，辨认一代军事文学主帅的审美法度与精神底色。三篇文章，三种目光，交汇于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把自己的一生，完整地交付给时代。 ——编者
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着刘白羽的许多手稿，它们记录了一位作家的文学跋涉。其中，《马鸣风萧萧》构思精巧，足见其散文创作之纯熟。展读这份手稿，便踏上了一条通往刘白羽文学世界的幽径。
■ 围坐篝火旁：以“马”为核的共享叙事
《马鸣风萧萧》是一篇以“马”为核、以情动人的叙事散文。五页稿纸，布满了细微的修改痕迹，有的字被圈去，有的词被替换，有些句子被勾画后重新排列。这些痕迹非但没有破坏行文的气韵，反而让人感受到作者书写时那种开阖自如的状态，思绪浮沉于意识的奔涌，畅然而不迫。
翻阅手稿，能触摸到一位老作家对每一个字、每一处措辞的寸步不让。整体而言，修改集中于三个维度。其一，字词的斟酌与调整。如“随着马鞭声，来找它的战友来了”中，初写“朋友”，后改为“战友”，一字之易，马便获得了更鲜明的人格属性。其二，细节的补充与情境的烘托。如把“一下把我从它脊背上高高掷下”补充为“一下把我从它脊背上高高抛起，重重掷下”，一“抛”一“掷”之间，语言的节奏感骤然增强。其三，成稿后的综合审定。根据笔迹判断，作者在创作完成后又用红笔做过一轮修改，其中不乏点睛之笔，如写到几十年后仍难以忘却那匹死去的红马，原写为“我的心灵里还充满对这匹马的祭奠之情”，后用红笔将“祭奠”改为“疚仄”，这二字取自古文，更含蓄真挚，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意境相契合，赋予散文一种古朴的韵味。
开篇处的调整亦值得细察。原稿本为两段：“在战争年代，我狂热地酷爱驿马。”“马是通人性的。”刘白羽将两段修改合并为“我非常爱马，马是最通人性的。”一句定调，简单利落，统领全篇。由此接续“野营篝火旁”的空间线索，作者化身为“讲故事的人”，将马的多种性格与多样遭遇散放开来：从篝火旁救活主人的马，到菊花青马的悄然离去，从战马临阵的刚烈、夜涉辽河的勇敢与机敏，再到伤马之悲……时空流转，场景更迭，而以“马”一脉贯穿，纲举而目张。《马鸣风萧萧》触及了人类最古老的叙事场景：围坐篝火，口耳相传。过去的经验被注入当下的灵魂，这种“共享”的叙事使物理上的围坐升华为心理上的血缘凝结，把“那群人”“那匹马”变为“共同体”。
■ 从“火光”出发：散文创作的常与变
从手稿的局部修改移至成文整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马鸣风萧萧》虽以“马”为主线，但贯穿文本始终的，还有一组隐秘而灼热的意象，即“火光”：篝火的光、火影的摇晃、马儿迎着烈火奔跑、烟火弥漫处的模糊轮廓、枣红马“红得像火炭一样”……火光无处不在，却不喧宾夺主，它像一层温煦的底晕，衬在每一段记忆的背后。透过这一意象，可以窥见刘白羽散文创作的“常”与“变”。
先说不变。若以《马鸣风萧萧》为切片综观刘白羽的散文世界，贯穿始终的是以宏阔的历史与人生作为书写对象，以饱满的激情拥抱万物，以强烈的意象构成骨架的创作思想。从《长江三日》《日出》到《昆仑山的太阳》《马鸣风萧萧》等散文，火与光的意象是其创作中持久的美学基因，也意味着一种坚定的价值取向：热爱生命，赞美生命，追求光明。强烈的政治激情与壮丽的火光融为一体，生成阔大壮美的意境，也带来了热烈而耀眼的色彩冲击力。作为散文大家，刘白羽始终秉持熔铸景、情、理于一体的审美追求与诗化的语言风格。他擅长在现实生活场景与战争年代记忆之间穿梭，在时空的张力中传递“感情的冲激”，这使他的散文始终保持着一种昂扬的调性和鲜明的辨识度。
然而，变化同样是显著的。晚年的刘白羽，散文创作中少了一些技巧上的经营，呈现出更复杂的质地、更自如的挥洒和更宽阔的心境。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抒情姿态的位移：颂歌式抒情退去，代之以更沉郁的反思和更复杂的生命体验。写作《马鸣风萧萧》时，刘白羽已是古稀之年，此时的文字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作品相比，多了几分深沉的追怀。这种变化是生命阅历沉淀之后的必然。经历过战争，又走过和平年代的起伏跌宕，他在面对记忆时，更愿容纳那些复杂甚至矛盾的情感。于是，马的泪水、战士的痛哭，连同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脆弱，交织在一起，形成更浑厚的面貌。崇高依然在，但它不再是一览无余的壮阔，而有着一种经历了生死淬炼之后带着痛感的庄严。
■ 高擎火炬：军事文学的拓荒之路
《马鸣风萧萧》写于1986年12月28日，若将之置于20世纪80年代军事文学发展的整体语境中审视，刘白羽在实践与理论上的双重贡献便有了更为清晰的轮廓。在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图谱上，他堪称军队文艺界的“主帅”，正如作家柳建伟所言，其“拓荒挖井的伟功”促成了军事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局面。
回望刘白羽的人生轨迹，从战火中生长出来的生命经验，构成了他思考与行动的底色。进入新时期，刘白羽肩负使命，重新出发。在解放军总政文化部任职期间，他在1979年“全军文化工作会议”、1982年“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等重要场合以报告、发言为军事文学发展廓清方向、提振士气。他责成解放军文艺社创办军事文学专门期刊，并亲自选定“昆仑”二字作为刊名，为军旅作家开辟发表阵地。他提议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为创作者确立荣誉坐标。他推动增编文艺理论研究处，力主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增设文学系……凡此种种，有力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军事文学的勃兴。
这一系列行动，根植于刘白羽清晰而系统的军事文学理论。他强调军事文学的题材、主题与表现力具有独特地位，因此必须强化自身特质。刘白羽还从美学品格方面为军事文学指明了方向。在他看来，军事文学应当表现民族精神，因此，其“最主要、最根本的美学特征应当是崇高之美”，同时坚持“艺术的辩证法”，主张“壮美、粗犷、雄伟，并不排斥秀美、缠绵、绮靡”，为多元风格留有充分余地。沿着这一美学追求，他进一步提出军事文学不回避悲剧的主张，强调崇高往往源于对悲剧的超越，直面牺牲与失败，文学才能抵达民族精神深处。《马鸣风萧萧》恰是这一理论主张的文本实践。那匹枣红马的死，是一种不事渲染的悲剧，没有慷慨赴死的壮烈口号，只有一匹马的忠诚和一名战士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疚仄”。它沉潜、内敛，却因此具有了“凝重的感人力量”，于克制中照见战争之下个体的命运。作为军事文学家，刘白羽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统一。作家、理论家和领导者等多重身份的交融，使这种统一具备了文学史层面的建构意义。
在即将迎来建军百年之际，循着手稿的痕迹回望刘白羽的传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背影，而且是一代人用笔墨与热血共同铸就的精神遗产。篝火不灭，嘶鸣犹烈，那宏大的力量，依然在文字中奔涌。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办公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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