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拥有一种非凡的文学才能,值得我们大力赞美。他一出手,便能创造出成熟的白话文,而且直接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白话典故——这些白话中的经典表达,今日的成语和典故,正可以在文章中随意使用。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去高评价《毛选》的文学水平,然而总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如果没有特别的契机,我只能从头开始讲述——我又凭什么资格去评判毛主席的文章有多么好呢?如果非要写的话,恐怕这篇推崇《毛选》的文章会比《毛选》本身还要长——那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显得多余。毕竟,我并不需要为了评职称而写一些填充性的文章。直到最近,我接了一个工作,必须重新阅读一些民国时期的名家作品。这些作品让我感觉不太对劲,已经无法像儿时那样,轻松地欣赏这些作品了。每次想到毛主席的文章,就忍不住想把那些本来已经非常出色的作品抛到一边。
对比之下,《毛选》显得特别纯净。它的干净、质朴,正是毛主席文章的最大优点。

《毛选》第一卷的开篇是《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是个怎样的历史时刻?民国的学术界和文学界,正陷入“什么是白话文”以及“什么才是真正好的白话文”的激烈争论之中——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仍在蓬勃发展。而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已然成为一篇完美的白话文。我们看《毛选》中的《中国》一文,几乎找不到任何“半文半白”不流畅的表达——从行文节奏的现代性、流畅性来看,简直是一篇已经成熟得无可挑剔的白话文,毫无文言向白话过渡的笨拙或实验性。相较而言,很多民国时期的名篇就显得零散、复杂,文白混杂。除了一些极少数文学宗师如鲁迅,真正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得天衣无缝,毛主席的《毛选》其实就是白话文发展方向的完美答案。

尽管如此,毛主席在文学史中却很少被提及,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毛主席的“干净”远不止于此。尽管他使用白话文,但他的文章依然充满感染力,毫不乏味——他的文字总是在平淡中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中国》一文一开始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的文学能力真是与众不同,他一出手,就能写出如此具有深刻含义的白话文,并且创造出许多广为流传的白话典故,比如“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以及“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这些表述随处可见,常常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或者默默流泪。

回头再看,毛主席的文章与其他民国名篇相比,经典的白话表达似乎少之又少,真正脱口而出的白话经典也只有像“这历史没有年代”、“精神胜利法”、“闰土”、“圆规”、“碰壁”之类的几项。而那些传统的古文经典却有着无数流传百世的名句,这也是我无法再继续读那些民国名篇的主要原因——它们的行文零乱,文白不合,节奏也不顺畅。毛主席没有被纳入文学史,实在是一种遗憾。

总的来说,仅凭“干净”这一点,毛主席的文章就足以被称作“一篇盖全唐”——一人独压群雄。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有一句话写道:“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这既是因为农民看到希望和真理而笑,也有毛主席的文学魅力、语言的力量,能够让人感到心灵的愉悦和震撼。
那么,毛主席的文章还有什么其他优点呢?在“干净”之后,便是“雄辩”。这一点甚至不需要过多阐述。粗略地说,仅《中国》一文就几乎能够与历史上所有以“雄辩”著称的作品相提并论——其中既有战国时期李悝的智慧,也有西汉桑弘羊的洞察力,甚至还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深邃谋略。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我们也能看到历代名臣的身影,从孔孟的教诲到王充的“神灭论”,再到苏绰关于“均田制”的主张……《毛选》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虽然简短,却能以寥寥几笔,驳斥机会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和国内外各种反动派的论调,让他们无法再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反驳,展现出极强的雄辩力。
总结来说,毛主席的文章具有两大优点:“干净”和“雄辩”。在这两者的加持下,毛主席的文章无与伦比。
写于北京办公室
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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