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为什么欧洲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卧病在床的

为什么欧洲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卧病在床的？在德国的中国人说，欧洲老人等到年龄大后，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度日的人少之又少，与其将时间浪费在这里，他们更愿意用仅剩的时间去享受剩下的时光，死的时候没有一丝犹豫！

这并不是因为国外的病痛比较仁慈，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变老”的精密社会工程。这场工程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铺设地基，而第一块砖，其实是“独立”。

在很多东亚家庭，老人一旦生病，往往意味着子女生活重心的彻底坍塌，经济与照护的双重压力让“久病床前无孝子”成为一句无奈的叹息。

但在欧洲，这层代际捆绑被彻底松绑了。那里的孩子从小就被教导，成年前属于家庭，成年后只属于自己。

这种冷酷看似少了些人情味，却意外地成就了晚年的自由。根据欧盟统计局2022年的数据，超过七成的老人选择独居或仅与伴侣生活，绝不凑合着挤进子女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孤岛。为了让这种“独居”具备安全感，科技成了那个隐形的“保姆”。在德国，一项覆盖广泛的“环境辅助生活”计划早已悄然渗透进老人的公寓。

药盒会提醒时间，马桶能自动分析尿检数据，连厨房的炉灶都装了感应器——如果老人忘记关火，系统会自动切断。哪怕是像荷兰那样85岁还在独自打理花园的老人，背后也有一套成熟的远程医疗系统支撑。

到了2024年，这种数字化看护让医生可以直接通过屏幕进入老人的客厅，许多在过去需要跑大医院折腾的慢性病管理，现在有九成都在社区层面被“按”住了。

当然，光有科技是不够的，底气还得来自钱包。在这里，衰老不等于破产。不同于一些地区老人一旦病倒就要全家“砸锅卖铁”，德法瑞等国的高福利网织得既密且韧。

德国的护理保险制度强制性极强，2024年缴费比例已调整至工资的3.6%，这笔全民共同储蓄的资金池，让老人不论是请人每周上门服务，还是住进补贴后费用极低的养老院，都无需看儿女的脸色。这种经济上的“断奶”，让亲情回归了纯粹的情感交流，而不是账单的拉扯。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修补身体”的看法。德国卫生部门每年会拿出近1%的国民生产总值投入到“治未病”上，这笔钱没有砸向临终的高精尖设备，而是换成了70岁以上老人每年两次的免费骨密度、血压和血糖筛查。

如果不幸中招倒下，那里庞大的康复网络会立刻接手——每十万人拥有三十多名物理治疗师的高配比，目标很明确：尽快让你站起来，而不是让你躺在床上通过管道吸收营养。

如果你真的走到了生命不可逆转的尽头，欧洲老人手里还握着一张“终极王牌”。这大概是令传统东方观念最受冲击的一点——对死亡的规划权。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当西西莉·桑德斯女士在伦敦创办圣克里斯多弗收容所时，“安宁疗护”的种子就开始发芽。

随后，连法国总统密特朗都在1990年亲自为欧洲姑息治疗协会站台，推动整个欧洲转变观念：医疗的KPI不应仅是“延命”，更应该是“减痛”。

到了今天，这一观念已经演化为法律护盾。在德国，一种名为“预先医疗指示”的文件在2009年被立法确认。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调研发现，如今德荷两国超过六成的老人在清醒时就已经签好了字。

这纸文件的分量重于泰山，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像鹰一样盯着医生，谁要是敢给已经申明放弃过度治疗的患者强行切气管、做心复苏，那是要担责的。

这种机制逼得医生和家属必须学会放手，大约七成的临终患者因此得以在进入ICU前按下了“过度抢救”的暂停键。

这种对于“我是我身体的主人”的坚持，在荷兰前首相德里斯·范·阿赫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位曾经叱咤政坛的硬汉，在2019年遭遇脑出血后，并没有选择利用特权在顶级病房里延续时日。

相反，他在痛苦与失能面前，选择了一条极需勇气的路。经过两名医生反复确认“无好转希望且痛苦难忍”后，他和结发妻子尤金妮在93岁高龄，手牵手通过合法的药物协助，在他的家乡按下了生命的休止符。这种双人联合执行的案例在2022年的荷兰已有58对之多。

对于很多依然信奉“哪怕植物人也要留口气”的文化圈层来说，这种做法或许惊世骇俗，甚至会被贴上“不孝”的标签。

但在欧洲的安养院或家庭病床前，老人们却用实际行动投票：与其将最后的时间浪费在与必死命运的缠斗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只会呼吸的符号，不如用仅剩的精力去体面地和这个世界告别。

他们甚至更愿意把那一笔巨额的住院费，换成最后一次前往加勒比海的邮轮票，或是和老友在自家后院喝完最后一杯红酒。

在这里，活得通透不是为了活得更久，而是为了在最后一刻，依然拥有不被管道束缚的尊严。

信源： 环球网国际频道 《瑞典老人如何安度晚年》 人民网 《人民日报域外听风:人生夕阳，谁陪我走完》 澎湃新闻 《澎湃思想周报丨加拿大养老护理风波;纪念阿吉兹·阿罕默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