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邀约几位文艺界的同志晤谈,谈到鲁迅的旧体诗时,他说:
从此语可见,毛主席不仅仔细研读过鲁迅的旧体诗,而且对龚自珍的诗歌也认真研读过,以至于能总结出二者的传承关系。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嘉庆十八年(1813),龚自珍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次年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辞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真是入骨三分的针砭。
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在历任京官的二十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因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

龚自珍一生诗文兼善,著述颇丰,作为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杰出诗人,他毕生诗作相当丰富。他的诗与散文一样紧紧围绕现实政治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会历史内容,力创诗坛新貌,为清代所罕见。龚自珍诗歌中所追求的经世致用的文学革新精神、“剑气箫心”所包含的人格理想和亦狂亦怨的审美追求,都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朝末年维新时期名家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南社主要诗人如柳亚子、高旭、陈去病、苏曼殊、宁调元、黄人等,无不崇拜龚自珍者。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对龚自珍诗文寻章摘句,援引化用,推崇至极,甚至集龚成风、集龚成癖。
龚自珍诗歌创作擅长诸体,题材广泛,但真正能代表他诗歌创作成就的,主要还是批判现实的诗歌。这些诗歌或抒发不平,或揭露黑暗,或呼唤变革。更难得的是他在批判、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能够呼唤变革,具有超越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开阔眼界和进步思想。
《己亥杂诗》是龚自珍晚年批判现实的诗歌杰作,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创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这年按干支纪年为己亥年。该年诗人48岁,因他“才高动触时忌”,被迫托言父亲年逾七十,叔父又在礼部为官,于四月辞官离京。出京后,先是独自携带诗文稿回到故乡杭州,后又北上迎接眷属,年底回到自家别业昆山羽埁山馆。往返九千里,历时“十阅月”。沿途杂记行程,兼述旧事,得诗315首,编次为《己亥杂诗》。

龚自珍《己亥杂诗》最鲜明的特点是政论性。诗人在诗中抒发议论,不仅未降低诗作的质量,反而以深厚的政治社会内容、敏锐的分析批判眼光、强烈的饱含个性的激情,使得诗作别有特色,不但有思想光彩,而且有艺术的感染力量,在当时振聋发聩,于后世传诵不绝,影响深远,是我国古典诗坛的瑰宝。
批判现实不忘改革救世,龚自珍曾呼吁:“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可见他在诗歌中批判现实,绝不仅仅是发泄一己私怨,而是与救国救民的经世致用思想紧密联系的。
龚自珍深知国家的前途与希望,在于风雷飙发,人才蔚起,以强有力的变革使社会重获生机,因而喊出了时代最强音。他在《己亥杂诗》第125首呐喊:
这首诗前两句写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万马齐喑”比喻在腐朽、残酷的反动统治下,思想被禁锢,人才被扼杀,到处昏沉、庸俗、愚昧,国家现状一片死寂,令人窒息。“风雷”比喻新兴的社会力量,也比喻尖锐猛烈的改革。诗人精辟地指出要改变沉闷、腐朽的社会现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新兴力量,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古老中华焕发勃勃生机。
后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传诵极广的名句。诗人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他期待着华夏大地涌现出大批优秀杰出人物,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迟滞局面。
全诗既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更憧憬未来,充满理想,从大处着眼,从整体落笔,大气磅礴,雄浑深邃,深得一代伟人毛主席的喜爱。

毛主席在七大上作报告 编辑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结论中,在讲到“党性”与“个性”问题时指出:
毛主席在讲话中,即席随口引用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见他对龚诗自有一番深入研究,故而谙熟于心。他不仅引了原诗,而且稍作点化,将“天公”改为“马列”,推陈出新,巧妙阐述了在党性的原则下,鼓励党员自由充分发展个性的主张。同时也体现了胸怀广阔的政治家毛主席,对各种类型的、个性鲜明的、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人才的期待和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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