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有个叫仇氏的女人，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却因为"作风问题"连续嫁了三次人。
神奇的是，她生的三个娃各个不得了：一个成了著名和尚，一个当上了朝廷大官，一个变成了京城第一花魁。
关键是，她的两个儿子和北宋文豪苏轼还有着复杂的关系——一个是铁哥们，一个却是死对头！
“奇女子”仇氏
仇氏生在北宋年间，具体出生年月已无从考证。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女子长得那叫一个美，不是一般的美，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忘不了的美。
除了美貌，她还有一手不错的才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按理说，这样的女子应该是当时社会的香饽饽，嫁个好人家过上幸福生活不成问题。
可惜，仇氏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作风问题"。
啥叫作风问题？就是在古代社会，一个已婚女子和别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这在当时的礼教社会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仇氏的第一段婚姻是嫁给了饶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一带)的林家。
林家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但也算是当地的小康之家。
婚后不久，仇氏为林家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林了元。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北宋著名的禅师佛印。
但好景不长，林了元才两岁，仇氏就因为"作风问题"被林家扫地出门。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有污点的女人被休弃后，生活可想而知是多么艰难。
失去第一段婚姻后，仇氏辗转来到了江苏扬州。在这里，她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才艺，成功嫁给了当时的国子监博士李问。
不过，因为已经有过一次婚姻，仇氏只能做李问的妾室。
在李家，仇氏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定。这个李定后来成为了北宋朝廷的重臣，官至御史中丞。
在李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仇氏又因为"旧病复发"（还是那个作风问题）被李家赶了出来。
两次婚姻两次被扫地出门，仇氏的名声可想而知有多差了。
辗转流离之后，仇氏第三次嫁人，这次嫁给了郜姓人家，依然是做妾。
在郜家，她生下了女儿郜六，这个女孩后来改名蔡奴，成为了北宋京城汴梁的头牌花魁。
佛印和苏轼：一生的“挚友”
林了元，也就是后来的佛印和尚，是仇氏的长子。
在他两岁时，母亲就因为"作风问题"被赶出了家门。失去母亲的小林了元在父亲和祖父的抚养下长大。
年幼的林了元似乎天生就与佛有缘。据说他小时候就喜欢和村里的老和尚玩耍，整天缠着老和尚讲佛经故事。
十二岁那年，他正式出家为僧，法名"了元"。后来因为他的禅机和才学出众，被金山寺请去做了住持，并获得了"佛印"这个名号。
佛印和苏轼的相识纯属偶然。
相传有一次，苏轼路过金山寺，听说这里有个年轻有为的方丈，便进寺拜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了忘年交。
佛印虽然是和尚，但性格却十分豁达开朗，丝毫没有出家人的拘谨。
他与苏轼志趣相投，两人经常一起饮酒赋诗，谈天说地。
有一次，苏轼喝多了，指着佛印说："你这和尚，看着像坨牛粪。"佛印不慌不忙，笑着回答："你这官人，看着像尊佛。"
苏轼一听，得意洋洋："我怎么像佛？"佛印笑道："佛眼里见牛粪，牛粪眼里见佛。"这一番机锋对答，把苏轼噎得哑口无言，后来传为佛门典故。
佛印和苏轼的友谊持续了很多年。在苏轼被贬黄州期间，佛印多次前去探望，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苏轼曾经写诗赞美佛印："万事都如云过眼，一身长似水行舟。"可见两人之间的友谊有多深厚。
李定：从一纸告状到乌台诗案
与佛印的友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轼与仇氏的次子李定之间却是一段恩怨情仇。
李定出生后不久，母亲仇氏就因为"作风问题"被赶出了李家。李定由父亲李问抚养长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聪明好学的李定很快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朝廷为官。
李定一路升迁，成为了王安石新政的坚定支持者。
当时的北宋朝廷分为新旧两党，新党以王安石为首，主张改革；旧党则反对变法，其中就包括苏轼。
苏轼和李定的冲突始于一次偶然。
当时苏轼通过佛印得知李定的身世——李定的生母仇氏去世后，李定并未为其守孝。
在古代，不为父母守孝是大不孝，是要受到社会唾弃的。苏轼知道这件事后，在一次公开场合无意中提及，让李定颜面扫地。
自此以后，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报复。
1079年，机会终于来了。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流露出对王安石新政的不满，被御史台官员视为大不敬。
李定作为御史中丞，抓住这个机会，积极搜罗苏轼的诗文，寻找可以定罪的证据。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关进监狱长达四个多月，险些成为北宋第一个因文字狱而被处死的文人。
最后在王安石等人的说情下，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谪到遥远的黄州（今湖北黄冈）。
蔡奴：北宋京城的头牌花魁
仇氏的第三个孩子郜六，也就是后来的蔡奴，生活轨迹与她的两个哥哥截然不同。
关于蔡奴为何改名，有一种说法是她被卖到了蔡姓人家，故而改姓。
不管怎样，蔡奴凭借着遗传自母亲的绝色容颜和才艺，很快在京城汴梁的花街柳巷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教坊司的“头牌花魁”。
教坊司是宋朝官方设立的管理歌舞艺人的机构，花魁则是其中艺艺双绝的佼佼者。
蔡奴不仅容貌出众，还精通琴棋书画，能歌善舞，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在当时的汴梁城，达官贵人争相拜访，就为了一睹蔡奴的风采，听她弹一曲，唱一首。
蔡奴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惊动了宫廷。
据说宋徽宗赵佶也慕名前来，被蔡奴的才艺所折服。不过，这些都是后人的传说，真实性难以考证。
有意思的是，蔡奴成名后，已经隐退多年的仇氏又重新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中。
此时的仇氏已经年老色衰，但她以"蔡奴之母"的身份，再次获得了社会的关注。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讽刺——年轻时因"作风问题"被社会唾弃的女子，年老时却因女儿的成名而重获"尊重"。
“乌台诗案”的始末
“乌台诗案”是北宋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了解苏轼和李定关系的关键事件。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的别称，因为御史台的大门漆成乌黑色，故称"乌台"。
事情发生在1079年，当时王安石新政已经推行了多年，朝中新旧党争日益激烈。
苏轼作为旧党代表人物，多次表达对新政的不满。
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写道："臣愚不识时务，遂至获谴。"这句话表面上是自责，实际上是对朝廷政策的不满。
李定得知此事后，立即向朝廷告发苏轼"谤讪朝廷"。
他还命人搜罗苏轼历年诗文中的"罪证"，如《江上逢张十一南游》中"颇怪君来向此间，重湖轻盖欲婵娟"等诗句，指控这是在讽刺朝廷。
苏轼被捕后关押在御史台狱中，整整四个月。这期间，李定多次上奏，要求严惩苏轼。
幸运的是，王安石虽然是新政的发起者，但他欣赏苏轼的才华，认为"苏轼诗虽有可议处，然不至大逆"。
在王安石等人的说情下，宋神宗最终决定免除苏轼的死罪，但将其贬谪到黄州。
在黄州的日子里，苏轼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
这些作品展现了苏轼豁达乐观的精神，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北宋女子仇氏的三个孩子——佛印、李定、蔡奴，一个成为高僧，一个为官朝廷，一个艳冠京城，各自走上不同人生道路。
而佛印与李定与苏轼之间的友谊与恩怨，更是构成了一段引人深思的历史佳话。
信息来源：
《宋史·文苑传》、《东坡志林》、《金山志》、《苏轼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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