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郑志刚与马国强进行了一次对谈。对谈中，马国强讲述了他早年参加在颐和园藻鉴堂举办的第二期“人物创作研究班”的过往，以及创作《春暖》的过程。大河美术报在《中原美术往事》栏目编发此次对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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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时间｜2025年11月16日
对谈地点｜河南省美术馆
对谈双方｜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文联名誉主席，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马国强；南京大学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郑志刚
郑志刚（左）与马国强（右）在河南省美术馆对谈
“艺途漫漫，我忘不掉的人很多，李自强先生和魏德忠先生是其中重要的两位”
郑志刚：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画研究院悄然成立，它是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研究院成立后，便开始招揽人才。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得以走进那里？
马国强：1982年，中国画研究院在颐和园藻鉴堂举办了第二期“人物创作研究班”。说白了，就是挑一批人，集中起来画人物画。在河南负责此事的是李自强先生，他当时担任河南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虽然当时全省的美术创作归河南省文化局美影展办公室管理，但李先生作用较大。他挑人不看名气，只看画。那时，我在《河南画报》做编辑，工作之余搞创作，画插图、连环画，在省里算是刚崭露头角。经李自强先生举荐，我的画作被黄胄先生审看，顺利通过评选。
郑志刚：据说，藻鉴堂地处偏僻，但门庭清幽，三面环水，以前从未对外开放，后来成了名家交流书画的场所。能进入这样一个地方学习，机会实在难得。您当时在单位工作，能“说走就走”吗？
马国强：离岗半年哪是件容易的事。当时我在《河南画报》担任美术编辑一职，画报负责人是魏德忠先生。我跟魏先生开口后，他就让我去了。半年里，魏先生没催我回来，也没说单位多忙。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份情。
郑志刚：现在回头看，藻鉴堂的那段经历对您意味着什么？
马国强：那时候，中国画研究院在画国画的人心里，就是“圣地”。管吃又管住，还有全国最好的老师指点迷津，大家都想去。
没有李自强先生，我进不了那扇门；没有魏德忠先生，我迈不开那一步。他们一个把我选出去，一个把我放出去。听起来都不是大事，却改变了我一辈子。
颐和园西南湖中藻鉴堂所在的小岛 图源网络
“六菜一汤的饮食条件”
郑志刚：当时在藻鉴堂的饮食起居条件怎么样？
马国强：当时，普通人能吃饱或吃上白面、大米就是一种奢侈。藻鉴堂的餐饮条件令人惊喜，膳食水平远胜故乡。那里，我的一日三餐升级为六菜一汤，鱼、肉等持续供应。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那里药品十分充足，耿莹女士（耿飚之女）把整箱的药放在门口。我虽然没感冒，也因好奇尝了感冒药的味道。当时住宿是两人一间，睡觉、画画都在一个屋里。半年间，我的体重显著增加。创作结束回到郑州，我爱人差点没认出我。
郑志刚：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您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马国强：每日生活便在睡觉、吃饭与画画三者之间往复循环。藻鉴堂不对外开放，我们每周出去一次，购买日用品，来回一趟得走三个小时。平日无聊时，我就站在窗口看看远处的万寿山和昆明湖。那时没有手机，也很少与家人联系。整个楼里只有食堂旁边的会议室里有台电视机。李宝峰常去看，还照着电视里的人物画速写。说起来，那种纯粹的环境能让人静得下心。除了画画，什么都不用想。
“黄胄先生画得好，但隐约觉得先生架子真大”
郑志刚：当时，中国画研究院首任院长是李可染先生，副院长黄胄先生、蔡若虹先生、叶浅予先生，都是大家。您当时30岁，第一次见他们，有什么感想？
马国强：在诸多名家中，黄胄先生令我敬畏。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副院长，黄胄先生一星期会给大家示范一次。他画得快，笔下生风，可画完就让人把画收走了，我们来不及细看。平时吃饭是六人或八人一桌，半年里，虽一桌吃饭，但黄先生几乎不怎么跟我们讲话。那时我才30岁，心里怯，看他神色严肃、来去匆匆，隐约觉得先生架子真大，更不敢主动上前搭话。我们组里有个比我年长些的江西画家，叫蔡超。他人很从容，不怯场，敢于和黄胄先生多聊几句。
要说真正的交流，主要是在集体评画的时候。黄胄先生、蔡若虹先生、叶浅予先生轮流看我们的画，问几句，点评几句，话不多，但句句到位。除此之外，在藻鉴堂的半年里，我和老师们私下很少交流。
郑志刚：您看黄胄先生、蔡若虹先生、叶浅予先生他们画画，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马国强：每位名家的风格和画法都不一样，这让我大开眼界。黄胄先生用笔很有新意，比如拿底纹刷子迅速铺出大片的墨色，再换小笔勾勒细节。那种节奏，快起来像“疾风骤雨”，慢时“细致入微”，笔触虚实结合、画面生动。李可染先生作画就不同，他下笔很沉，画得也慢。叶浅予先生示范时，会带着稿子，蒙上宣纸照着画，一般是四尺大小的作品。说来惭愧，我那时太拘束，不敢多问，就只是静静看，默默学。
郑志刚：这几位画坛巨匠，他们的创作路径不太相同。您怎么看这种创作方式的差异？
马国强：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画家都有自己习惯的创作方式，至于过程是即兴的还是精心起稿的，都不重要。我自己年轻时不打稿，后来也开始认真起稿，而且越画越细。只要作品立得住，怎么画不必强求一致。
中国画研究院第二期“人物创作研究班”集体合照
“我画一个‘笑总理’”
郑志刚：那几年，美术界在表现周恩来总理时，似乎形成了一些固定模式，要么是悲情，要么是概念化的歌颂。您是如何想到要跳出主流，选择《春暖》中的角度来塑造周恩来总理的？
马国强：我总觉得周总理不只有沉重的一面。他骨子里的温暖、从容，微笑时那种发自内心的平和，同样值得被记住。所以，我决定画一个不一样的总理，一个在春暖中微笑的总理。
郑志刚：《春暖》这个题目起得很有意味。您是通过哪些具体的画面处理，来传递“暖”与“笑”的感受的？
马国强：我用工笔重彩的方式来表现周总理走进陕北农家，与百姓鱼水情深的场面。总理嘴角微微上扬，眼神中也带着一丝宽慰。造型上力求准确，不过度美化。我想刻画的，不是舞台上的英雄，而是一个历经风雨之后、依然相信春天的人。这幅画，算是我对周总理人格的一种理解和表达吧。
马国强 《春暖》 中国画 148cm×84cm 1982年
“用照片是有羞耻心的”
郑志刚：20世纪80年代初，美术界对创作手法有比较严格的观念界限。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马国强：那时，画家用照片在很多人眼里相当于取巧。我画周总理时，也参考了新华社的照片，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动笔前，我画了一周的速写，既是练习，也是为了遮掩用照片的羞耻心。
郑志刚：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照片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您如何看待它在人物画中的价值？
马国强：照片的作用很实际。周总理的神态和五官细节，尤其是那种瞬间的生动感，光靠想象是很难把握的，新华社的影像就为我提供了真实的依据。
郑志刚：那个年代的画家如果在人物刻画上出现偏差，通常会怎么处理？这样的过程会影响作品的原创性吗？
马国强：那时没有数字技术，画坏了就得动手修补。脸如果画不像，只能把纸挖掉一块，重新补上再画。我们管这叫“挖补”。虽然方法笨，但不影响作品的原创性。
《春暖》局部
“请姜堃与张广力手挽手当模特”
郑志刚：《春暖》中，总理与老农双手相握的画面非常生动。这个细节，您是怎么把握的？
马国强：这个细节多亏了姜堃和张广力。构思的时候，我确定了周总理右手握着老农左手的细节。这个姿态单凭想象很难抓准。我就带着海鸥牌相机，请来姜堃和张广力，让他们摆出手挽手的姿势拍成照片。经过一周的速写练习，我才得以准确把握人物的动态与结构。
郑志刚：请真人来当模特，在当时常见吗？
马国强：那时候条件有限，但大家都互相帮忙。姜堃、张广力他们也是画家，没有他们的现场画面，我画不出那么自然的动作。当然，不单是我，黄胄先生也说过，他画人物也要借助模特。因为有些动态、神情，凭空编是编不出来的。
“那只小羊可真难画”
郑志刚：您在这半年的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卡壳”？
马国强：画《春暖》时，前景中那几只小羊画得不容易。我一直在驻马店、郑州生活，很少见过、画过真的绵羊。画线稿时，想深入造型就卡住了。
郑志刚：后来您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马国强：多亏了包世学。他是内蒙古人，对绵羊再熟悉不过了。看我为难，他就主动过来，教我怎么表现羊的形态，怎么处理毛发的细节。经过他的指点，一只小羊终于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画面上，剩下两只小羊也迎刃而解了。艺术路上能遇到这样的朋友，是我的幸运。
《春暖》局部
“还能这样来画树枝”
郑志刚：《春暖》这幅作品，前景人物形神兼备，背景树木也结构精准。能说说您的创作心得吗？
马国强：说到树木，枝干处的穿插布局很考验人。起初，我总觉得笔下的交错姿态不够自然，为此很是苦恼。幸得江南春从旁点拨，他直接折来真实的树枝，用灯光一照，画面上立刻出现了生动的影子。树枝怎么交错、怎么舒展，看得清清楚楚。他还告诉我，古人早就用过这种方法。苏轼写吴道子创作，有“以灯取影”的描绘。看着画面上的光影，我恍然大悟，原来还能这样来画树枝。
郑志刚：还有哪些让您记忆深刻的创作方法？
马国强：江南春还提过“冷包暖，暖包冷”这六字口诀，特别受用，学生也一听就懂。再比如“掏三角”，意在忽略琐碎细节，聚焦三角结构，增添空间感。我后来教学生，也经常提到。技法原理都懂，用几个字总结出来，却让人豁然开朗，这是真功夫。
《春暖》 局部
马国强作品欣赏
马国强 《豫西的黄河老人》
马国强 《兄弟》
马国强 《矿工兄弟》
马国强 《草原勇士》
马国强 《喀什巴扎的阳光》
马国强《又抢救出一条生命》
马国强 《等活儿》
终审：熊飞
审核：彭彬
统筹：彭彬
编辑：王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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