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在郑重兄的努力下，“上海徐悲鸿艺术研究会”成立，廖静文、徐庆平母子也来了，并登门拜访了谢稚柳先生，聘请他担任首任会长。母子走后，我便问谢老：“近几年，大家都在抨击徐悲鸿，说他搞中西融合，把中国画的传统给破坏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谢老淡淡地说了一句：“仁者如射。”我会心一笑，应以：“君子求诸己。”谢老说：“正是。”
徐悲鸿自画像
对徐悲鸿的批评，并不自上世纪90年代始，早在1947年便甚嚣尘上了。从当年的10月到年底，以北平艺专三教授（秦仲文、陈缘督、李智超）的“罢教”事件为发端，引发了以“北平美术会”为主体的一批“传统”中国画家群起而攻，对徐悲鸿“中西融合”的“中国画改良”作出了“不懂国画”“摧残国画”的严厉指责，实开今天认为徐悲鸿“不懂传统”“破坏传统”之先声。徐悲鸿的中国画创作包括教学，不走纯传统的路子不假，秦仲文们的中国画创作和教学，恪守传统也是真，那是否就可以因此而认为，前者是“不懂传统”的，后者才是“懂传统”的呢？我认为未必。
李智超画作
所谓“画者文之极也”（邓椿《画继》）。中国画的传统，很重要的一条便是诗书的修养。徐悲鸿虽然致力于“笔墨加素描”的画学探索，但他在古诗文方面的造诣，尤其是书法方面的成就，实在是远在并世的大多数“传统”画家之上的；至于今天的“传统”专家包括画家和画论家，就更不足以与之同日而语了。
他的文言我们经常可以读到的不少于50万字，无论著述还是序跋，札记还是随笔，如《悲鸿自述》《从意大利到莫斯科》《东归漫记》《艺术之品性》《艺术副刊发刊词》《八十七神仙卷跋》《中西艺术之异同与比较》《美术之起源及其真谛》《泰戈尔翁之绘画》《对泥人张感言》《故宫所藏绘画之宝》《齐白石画册序》《张大千画集序》……驾驭文字的能力，真所谓“游刃有余”！不论观点的独到，单论文章的精彩，体性、情理、神思、风骨、文采、藻饰，莫不信手拈来，自然劲健，畅神适意，痛快淋漓。其气局的恢宏，上接唐宋古文，无论明清小品，在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罕有其匹！他的诗词，虽然未见多作，但偶有吟咏，如《赠赵少昂》：
画派南天有继人，赵君花鸟实通神；
秋风塞上老骑客，烂漫春光艳羡深。
又如《跋李桦天桥人物》：
几个南腔北调人，各呈薄技度余生。
无端落入画家眼，便有千秋不朽情。
再如《沙坪坝》：
此夕晴空倍好看，临窗惟觉月光寒；
盘餐灯火艰难甚，坐对瓶梅食饼干。
虽然称不上一流，但也可以看出其功力的扎实，实乃“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如果能经常创作，其诗名是绝不会在齐白石之下的。
至于其书法更卓尔不群，不仅在并世的中国画家中是出类拔萃的，即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书坛也是第一流的。书风受康有为的影响出于北碑，但江南水土的性灵又使其拥有南帖的风韵潇洒，结体变横为纵，欹侧随意，飘然轩举；用笔中锋裹毫，简洁凝练，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而墨韵氤氲，别有水木清华。论20世纪的碑学书法，与于右任一文一武，堪称双璧！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众所公认的民国时期传统中国画的代表画家之一齐白石，在当时却遭到“传统”画家们近乎一致的诋毁，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乡下的木匠，根本不懂中国画而“倚老卖老”，他的作品更是胡涂乱抹的满纸“恶俗”，不登大雅之堂。可是徐悲鸿却对他青眼有加，认为他的画“其道几矣”“茫无涯矣”。徐不仅在1928年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和1946年任北平艺专校长时，“三顾茅庐”，聘请老人出山为学校教授，而且倾尽心力为之出版画册、扩大影响，更斥资购藏了老人的作品达86件（套）之多！这，便是齐白石在赠徐悲鸿的一幅山水题跋中所写：
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
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能；
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汗满淋。
齐白石所自出的是明清文人写意画的传统。徐悲鸿推重齐白石，虽然足以证明他是懂传统的，但只是懂的写意画传统啊！而中国画的传统中，还有着唐宋画家画的传统，他又懂不懂呢？这方面也有例子，便是张大千和谢稚柳。
齐白石山水画
众所周知，唐宋画家画的传统，自晚明以降文人画兴便一蹶不振。进入民国，张大千、谢稚柳等极少数人以特殊的因缘际会认识到并致力于以“真工实能”的宋画为中国画传统的“正宗大道”，更于1941年西渡流沙，面壁石室三年，甚至向藏族的画师取经学习，终于由“池沼”而奔“江海”，唐宋传统得以振衰起溺，遁光重耀。但在大多数的“传统”画家眼里，唐宋传统不过只有“工艺的价值”，没有“艺术的价值”；敦煌壁画更是“水陆道场工匠画，庸俗不堪，画家沾此气息便入魔道，为大千惋惜”（叶浅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画册序》）。然而，徐悲鸿却把张、谢二人聘请到自己主持的中央大学艺术系任中国画教授，他甚至评价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综观徐悲鸿的传统观，除了对董其昌、“四王”的正统派有过激的偏见，他对中国画优秀传统的认识之全面、深刻，是远在某些“传统”画家之上的，尤其是对唐宋画家画传统的存亡继绝，与张大千有殊途同归之功。显而易见，那些抨击徐悲鸿的“传统”画家和徐相比，究竟是谁“不懂传统”呢？至于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尤其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蹈死不顾地奔走海内外募捐救亡，徐悲鸿的忠义精神相比于闻一多《画展》一文所记同时“传统”画家们的“烟云”“风雅”，究竟又传统孰归呢？
徐悲鸿于中国画致力于探索“中西融合”是真，秦仲文们于中国画走的是传统路子也不假。那么，是否就可据此定论，搞“中西融合”就是在“破坏传统”？或者说，传统中国画的式微是因为有人搞“中西融合”而导致的呢？
《论语》有云：“为仁在我，岂由人哉。”又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孟子》亦云：“仁者如射。”又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它们的意思都是说，任何事情做得好不好，责任都在自己；尤其在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更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决不可归咎于别人。就像足球没有踢好，绝不能怪陈梦打乒乓。既然徐悲鸿在搞“中西融合”的“中国画改良”而没有搞纯传统，那么，传统中国画的不振，又怎么能说是被他“破坏”的呢？
我们知道，艺术不同于科学的一个重要分别，在于科学的真理有两大特点：一是一元性，一个观点一旦被证明是真理，与之不同的便是谬误；二是普适性，任一真理适用于该范畴内所有的时间、空间、条件、对象。艺术的真理也有两大特点：一是多元性，甲是真理，乙、丙、丁……也可以是真理，甚至与甲正相反对的戊也可以是真理；二是针对性，任一真理都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对象，一旦用到另外的时间、空间、条件、对象便可能沦为谬误。同样，中国画包括整个传统文化的真理也是多元的。它既可以是传统的，也可以是“中西（外）融合”的；传统中，既可以是强调“画之本法”的唐宋画家画，也可以是强调“画外功夫”的明清文人画；“中西（外）融合”中，既可以融合古典，也可以融合现代。尤其是相比于自我更新的纯传统，中国文化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个优秀传统，恰恰是“吐故纳新”——包容、借鉴、吸收、消化异质文化的“中西（外）融合”！如潘天寿所说：“（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就是混交时代。因其间外来文化的传入，与固有特殊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结合，产生异样的光彩。”从“用夏变夷”到“洋为中用”，数千年中外文化的交流格言，都说明了两个性质不同的文明，从来就不是绝对地不能融合，而在于怎么融合、融合得好不好。每有人以郎世宁为例，断言“中西融合”是只能葬送传统的此路不通。那么，又是否可以“（吴昌硕）风漫中国……（中国画）荒谬绝伦”（傅抱石语）为例，宣告“三绝四全”是弘扬传统的山穷水尽呢？
关键是，主张任一真理的人，都应该把自己所认定的真理贯彻、落实在自己的创作、教学中，而不可强行要求别人的创作、教学也奉行自己的主张。潘天寿说过：“以自己晓得的东西排斥自己不晓得的东西，这不是学者的态度。”
我们看徐悲鸿，他自己的创作、教学所推行的是“中西融合”；但并没有要求齐白石、张大千的创作、教学也搞“中西融合”。再看潘天寿，他自己的创作、教学所推行的是“三绝四全”，但并没有指责徐悲鸿、林风眠的创作、教学没有搞“三绝四全”——“和而不同”，这才是中国画的传统，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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