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来临，暑气正炽，而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内一场艺术雅谈，如清风拂过，送来满室清凉润泽。
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罗韬作了题为“境界般若：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复古与开新”的专题讲座，带领观众体会岭南绘画大家黄般若的艺术心路。
黄般若先生之子、文史学者黄大德，以及另一位近代广东书画名家吴子复先生之子、广州市文史馆馆员吴瑾，都来到讲座现场。
在黄般若绘画思想成长的环境中，岭南文化土壤和时代思潮如何塑造其独特艺术观念？他的创作实践又如何破局，独辟蹊径？罗韬通过剖析黄般若画学思想形成的原因以及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深度解读其艺术作品，由此探析中国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探索历程。
据记者了解，本场讲座是为配合“删繁就简开新境——广州艺术博物院藏黄般若山水作品展”而举办的专题讲座。该展览集中呈现岭南画坛重要画家黄般若的50余件（套）山水精品，全面展示其从早期师法古人到晚年自创新境的艺术发展历程，正在该馆展出。
“早熟”的艺术理念：
在中西碰撞兼新旧之争中萌发
“黄般若是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讲座伊始，罗韬便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当代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黄苗子曾明确反对将黄般若视为“保守主义者”。
但罗韬认为，应辨析“保守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本质区别：前者是对趋新主流的反思、对传统的“批判之批判”；后者则倾向于古董主义，将传统视为不可动摇的准则。所以他把黄般若归为前者，并认为，黄般若根植岭南文化土壤和时代思潮，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走出了一条独属于己的艺术之路。
罗韬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伴随同时期西方文化的冲击，自南向北、自西向东的两股力量碰撞于岭南，这里涌现出一批重要画家，黄般若的艺术选择恰逢这千年一遇的冲突之际。
当时，“写实”的标准，如同横扫一切文艺领域的传统的“大扫帚”，横扫了中国的戏曲、小说以及绘画。黄般若却如同一股“逆流”，提出了自己“早熟”的艺术核心理念——以线为主的技法基础、意高于形的核心价值以及去土气、去洋气的风格追求。
“黄般若一个人的创作思想历程浓缩了现代中国画史的逻辑轨迹，是从‘徐悲鸿写实革命’（推崇写实）到‘靳尚谊之问’（呼唤写意）之间的一个重要规鉴。”罗韬指出，黄般若的艺术选择不仅关乎他个人的艺术道路，也关乎中国绘画的未来发展方向，激发后人对中国画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和探讨。
“广东的‘保守’的国画研究会与‘趋新’的折衷派之间的争论，其实是纠合了在欧洲绘画的新旧转变，与在中国绘画的中西冲突的双重矛盾。双方都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
中式“交游圈”：
遇上西方表现主义“助攻”
黄般若的“早熟”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罗韬认为，这与黄般若所处的“交游圈”密切相关。黄般若的“交游圈”中不乏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邓实、黄宾虹、邓尔雅、潘飞声、蔡守等，他们大多是国粹派成员或“南社”“国画研究会”中人，坚持民族主义，反对西化潮流，且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
这种思想氛围对黄般若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由他们主持的“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系列传统绘画作品与理论著作也深深影响了年轻的黄般若。其中，黄般若的岳父邓尔雅是广东重要的古文字学家、篆刻家，是南社的诗人，两翁婿研文论艺，最为默契。
此外，西方表现主义的兴起也为黄般若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来源。他发现，西方表现主义与其“意高于形”的思想理念相呼应，增强了他对中国写意绘画的自信心。
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容易忽视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黄般若对国粹派提出来的‘民学’的坚持，保持艺术的主体意识。”罗韬指出，国粹派的核心思想，是坚持批判中国传统官学，从反对清廷开始，对官学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坚持艺术创作的独立性。
“晚成”的实绩：
找到专属于己的艺术语言
讲座的第二部分聚焦黄般若创作实践的艰难探索。罗韬重申了“踵事增华”和“变本加厉”两个成语的文论本义。这两个源于《文选序》的概念，是形容文艺的延续与开新两种形态，被罗韬用来概括黄般若艺术创作的两个阶段。
在早期“踵事增华”的阶段，黄般若的艺术创作虽然呈现出一定的个性，但尚未达到开创新路的程度。罗韬以黄般若的《临石涛两帧》和《江岸停舟图》为例，他指出，不少保守主义者以石涛为师，借助其豪放、疏野风格寻求解放路径，但仍未冲破摹古的藩篱。
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黄般若终于在实践中找到专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完成了“变本加厉”的蜕变。这当中离不开黄宾虹对其产生的正面影响。
“黄宾虹为黄般若的写生化古带来启示，中国传统写生关注真山真水与古代法度之间的互动，面对山水寻求古法之深意，不拘于形迹。”罗韬表示，黄宾虹提出“法备气至”，讲求的是笔墨技巧的完备与灵感的结合——只有技巧完备，灵感毕现，才能创作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罗韬特别提到了黄般若的几幅代表作，如《木屋之火》《坪洲奇石》《小鸟天堂》等。这些作品既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书写性，又融入了对物象结构的现代理解。
报告厅现场屏幕上，放大的画作《木屋之火》细节被清晰呈现在观众眼前，展示了黄般若如何用散锋表现火焰的跃动与烟雾的氤氲。沉重的黑烟与律动的火焰形成对比，体现了火的无情与灼热感，不仅展现了黄般若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关怀。
“并非所有客观新事物都可以成为描述的对象，眼前的事物触发了观者的内心，才称得上新事物。”罗韬对画作《小鸟天堂》作了赏析，画中树木与小鸟共同营造出向上“升腾”之势，两者浑然一体，形成了新的笔墨关系。
罗韬借用《文心雕龙·熔裁篇》提及的一组概念——酌事、设情、摄词，即描绘何种客观事物、需要表现何种情感以及用何种表现方式——来解说黄般若这一时段构建的“新表意三角”。他进一步解释，“酌事”的关键在于找到能够触发观者内心的事物，寻找新事物；“设情”的关键在于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融入个人胸襟，开拓新意境；“摄词”的关键在于兼画客观事物与自我胸襟，探索新笔墨。
“黄般若多以岭南风物入画，其作品体现出显著的地方性，但他同时具备去土气、去洋气的才华和能力。”罗韬表示，黄般若追求去土去洋的艺术风格，去土气是为了培养画家的才情，去洋气则为了保持中国气派，“食洋而化”。
“参造化”与“补造化”：
黄般若的文化地位与当代启示
在问答环节，多位观众就黄般若的艺术成就、他在岭南画坛所处地位、他的旅行写生等话题提出疑问。罗韬现场解答，黄大德等先生不时“助攻”，氛围轻松活跃。
有听众就黄般若在岭南画坛所处的地位提问，罗韬认为，黄般若的艺术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艺术成就上，更在于他对中国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探索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于是有听众疑惑，黄般若在近代中国的“大众知名度”为何比较有限？
罗韬认为，黄般若从“求与古人同”到“求与古人异”，求法于无迹的思想对香港画坛有影响，吕寿琨的“禅画”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可惜黄般若在其画学“变法”不过十年后便遗憾离世，“变本加厉”的创作阶段较短，作品不够多；此外，黄般若长居香港，其艺术风格成熟于上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较为隔膜，因此黄般若的艺术成就在改革开放后才受到关注与重视。其实，他是一位有待深研的画学大家。
关于黄般若与邓尔雅翁婿的旅行写生经历，黄大德接过话题：“外公邓尔雅曾经给我的父亲黄般若刻了几枚印章，除了‘与古为新’，还有‘师造化’‘参造化’以及‘补造化’。”他回忆，后人谈论黄般若外出旅行时很少动笔写生，实际上父亲回家后，也会在纸上描画线型，将沿途见到的最动人的景象画下来，这实际上是“参造化”与“补造化”的过程，既要效法自然，更要参悟、补充，写心中的景象。
这场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学术讲座，不仅深化了观众对黄般若艺术的理解，更引发了对中国画现代转型历程的重新思考。正如黄般若所言：“新的山河、新的风光、新的事物、新的思想，需要新的笔墨、新的技法，以表现新的感情。只靠旧传统是写不出新东西的。”
文｜记者 梁善茵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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