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立刻迎来了现代化与民主。尽管王朝不再，但许多旧有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尤其是程朱理学所代表的父权与皇权思想，仍牢牢束缚着中国人。女性依旧裹小脚，忠孝思想被推崇，封建道德如三年守孝、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依然对国民的思想和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新政权与旧伦理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和不匹配。
在这种背景下，迫切需要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来彻底改变这一切，改变旧有的观念，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这场变革终于来临，首当其冲的是陈独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主张提倡民主与科学，力图打破旧道德与旧文化的束缚。杂志开设了专门的文艺栏目，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并讨论西方的文化思潮。陈独秀批评中国旧文学脱离现实、形式僵化，并提倡要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文艺革新。就这样，陈独秀成为了这场文化运动的旗手。
然而，虽然旗帜已立，陈独秀却并不清楚如何具体实施。他对文学的研究并不深入，只是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却无法抓住核心问题所在。于是，他的杂志上，依旧刊登一些陈旧的、毫无意义的旧体诗。
此时，胡适作为第二位人物登场。
胡适此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他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受父亲影响，小时候阅读了大量的古书，并受到明清白话文小说的启发。通过这些白话文小说，他体会到白话文的直白易懂，比古文更加能与人沟通。胡适在美国期间一直在思考中国的文学问题，与其他留学生有过深入讨论，并开始尝试创作白话诗，后来将这些作品整理成《尝试集》。他逐渐总结出了一些观点，提出了“八项新文学主张”，其中包括：不使用典故、不讲对仗、不排斥俗字俗语等。这些主张大大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拘束。
1916年10月，胡适通过信件将这些主张告诉陈独秀，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概念。陈独秀收到信后，虽然对文学革命的理念尚有疑虑，但通过和胡适的交流，他找到了文艺改革的方向——推广白话文。
不到一个月，胡适又整理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提出要进行文学改良，而非彻底革命。这种温和的提法，既是胡适谦虚的表现，也给自己留了余地，因为他知道这项改革必定会引发很多争议。他希望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语言来减少反对声浪。
陈独秀收到信后，逐渐意识到文学革命的必要性，他采纳了胡适的建议，并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杂志上刊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但这场变革并非一蹴而就，双方的沟通仍在继续。胡适在信中表示，这场变革的成败并非一两人所能决定，应该广泛讨论。但陈独秀却坚定地认为，文学革命必须坚持白话文，并且拒绝任何反对意见。
这场文化战争的“军旗”终于竖起，但其影响力仍显有限，主要依赖《新青年》这本杂志，受众群体较小。这时，第三位关键人物登场了——蔡元培。
蔡元培，作为前清进士，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他并不拘泥于旧学，而是有着维新思想，并曾赴欧洲考察新思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担任了教育总长，致力于推动思想与教育的改革。1916年，他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着手进行教育改革。
然而，蔡元培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瓶颈——缺少合适的人才来协助他推行变革。于是，他听从朋友的建议，找到陈独秀，希望他能帮助改革北京大学的思想氛围。经过一番周折，陈独秀终于答应了蔡元培的邀请，于1917年1月来到北大。
同年8月，胡适也回国，成为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进一步推动了文学与教育的革新。此后，刘半农、周作人等人也加入了北大的行列，进一步加强了文化改革的力量。
随着北大与《新青年》的结合，文化革命的力量逐渐壮大，整个社会也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最终，这场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思想文化运动，掀起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深刻的文化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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