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胡适：跨越太平洋的文学情谊
适之先生怎么这么年轻，活像个猫脸小男孩！母亲和姑姑看着报纸上胡适的照片，笑得前仰后合。
张爱玲记得母亲曾提起，她们和胡适一起打过麻将。家里两个女人时常念叨他的名字，这便是她对胡适最初的印象。不过，年幼的她并未真正见过这位文坛巨匠。
后来，她开始翻阅父亲书架上的《胡适文存》和胡适标点校注的《海上花列传》。可以说，从那时起，胡适的名字便深深烙印在她的心里。
正因如此，1955年，当35岁的张爱玲收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亲笔信时，她既惊讶又兴奋。
那时的她，处境并不如意。两年前，她从内地移居香港，却因被怀疑是特务，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幸好她年少成名，凭借女作家的身份，才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谋得一份翻译的差事。
两年后，她的长篇小说《秧歌》出版，反响热烈，《纽约时报》甚至连续两次发表书评。张爱玲觉得这部作品足以拿得出手，便寄了一本给远在美国的胡适。这成了两人正式交往的开端。
胡适的回信很长，不仅高度评价了她的作品，还在书上做了细致的批注。张爱玲欣喜若狂，立刻回信致谢。由于对胡适的敬重，她的朋友甚至帮她保存了这封信的底稿。几番书信往来，两人之间似乎多了一份亲近。
世人皆知张爱玲孤傲，即便面对胡适这样的文坛泰斗，她也曾直言不讳。在《诗与胡说》中，她写道：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甚至后来的朱湘，都像是走进了死胡同。用古人的方式说今人的心事，仿佛好的都被说尽了；用自己的话，却又总说不像样。言辞犀利，锋芒毕露。
然而，几年后，一向清高的张爱玲为何会寄书给素未谋面的胡适？其实，她有自己的考量。一来，她想试探胡适的文学眼光；二来，也想看看他是否世故。因为她正计划前往美国——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香港的三年，她始终心不在焉，把这里当作跳板。上海已无家可归，香港也非久留之地。1953年，美国颁布难民法令，允许有专长的外国人移民，远东地区配额两千人。张爱玲立刻申请，由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的麦卡锡作保。
等待期间，她与胡适频繁通信，目的不言而喻——为未来的美国生活铺路。她寄书、写信，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1955年秋，张爱玲如愿抵美，安顿后便与好友炎樱拜访胡适。胡适住在纽约东81街一栋旧公寓，卸任驻美大使后，他与妻子江冬秀生活清贫，昔日光环褪去，门前冷落。
初次见面，张爱玲拘谨寡言，反倒是炎樱健谈，深得胡适夫妇喜爱。江冬秀特意端来热茶，缓解了张爱玲的紧张。这次会面短暂，但至少让胡适知道：她来了美国。
然而，一个月过去，胡适并未提供实质帮助。张爱玲求职无门，暂住炎樱处，却不愿长久依赖朋友。后来，她申请到难民营宿舍，尽管环境嘈杂，但总算有了落脚处。
某日，胡适突然来访。难民营的客厅昏暗破旧，空荡的大厅摆着几把旧沙发。胡适却连连说：蛮好的，真的不错。张爱玲不解，或许他欣赏的是她不慕浮华的态度。
告别时，两人站在寒风中，相对无言。胡适的背影落寞，张爱玲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种失败的预感，如丝袜上的裂痕，悄然蔓延。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56年，张爱玲离开纽约，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在那里结识了年长她29岁的赖雅，并结为夫妻。她将人生重大变故一一告知胡适，而胡适也爽快地为她的写作资助作保。
1958年，胡适因经济拮据返台。四年后，他在演讲中心脏病突发逝世。张爱玲得知后，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1967年，赖雅去世，张爱玲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隐居生活，频繁搬家，几乎与世隔绝。1995年9月8日，她的遗体在公寓中被发现，身旁放着遗嘱：不要查看遗体，不要仪式，骨灰撒于荒漠。
胡适离世后，再无人知晓，那些年她究竟如何独自走过漫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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