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一生拥有过无数名头：国学大师、社会活动家、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等等。
但最能让人过耳不忘的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这个称号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美国学者艾恺在1979年出版了一本专论梁漱溟的书，书名就叫《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这本书很火，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所以，梁漱溟就荣膺了“最后的儒家”的封号。
要老覃说，艾恺是一个美国人，他哪懂什么“儒家”？
他说梁漱溟是“中国最后的儒家”肯定是不科学的。因为，梁漱溟之后，中国不知又出了多少儒家，而且，未来肯定还会有儒家不断诞生。
但大家都乐意把“最后的儒家”这一标签往梁漱溟身上贴，那就那样吧。
梁漱溟一生孤傲，他的先祖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元朝灭亡时，梁漱溟的梁家始祖归顺了明朝，入籍河南开封。由于开封属战国时魏都大梁，就以梁为姓。
到梁漱溟的曾祖父梁宝书这一代，本已迁居到了广西桂林。但梁宝书在道光年间考中了进士，入京为官，即梁漱溟的祖、父及其均成了北京人。
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初名梁寿铭、梁寿名。他17岁时担任了《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听从总编辑孙炳文的建议，用“梁寿名”的谐音“梁漱溟”为笔名撰稿，从此以“梁漱溟”之名行世。
梁漱溟能够跻身名士流，和蔡元培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校长，致力于延揽人才。
梁漱溟在1917年报考了北大，但不幸落榜。
万分沮丧的他听说蔡元培是世之高士，独具识人慧眼，便携带着自己呕心沥血写就的《究元决疑论》去拜访蔡元培。
蔡元培揽卷而阅，赞不绝口。
蔡元培用人不拘一格，盛情邀请梁漱溟担任北大哲学教授。
这样，原本想到北大读书的梁漱溟反而成为了北大的教授！
梁漱溟有入世济人的心怀。他关心国家的命运，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是在农村建设上。
他曾在1929到江苏、河北、山西等地考察各处的村政实验；甚至在1931年离开了北大，亲自作军阀韩复榘的思想工作，着手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策划多年的“乡村自治”试验。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乡村自治”试验很快夭折。
在逃难的路上，梁漱溟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信，口口声声称自己绝不能无辜死于兵灾之中。
他在信中振振有词地说：我绝不能死，否则，天地将会变色，历史将会改道，这是万万不能发生的事。
即他的狂傲可见一斑。
对于抗战，他是坚决主张团结对外的。
国民党抗战乏力，并且处处制造事端，处心积虑地要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摩擦。
梁漱溟忧心如焚，对抗战的前景无比绝望。
当他听说延安军民对抗日的斗志很高，而且农村建设非常好，就主动前往延安考察。
在延安，他得到了毛主席的热情接待。
毛主席告诉他，其实，早在1918年，他们之间有就过交往了。
原来，在1918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的杨昌济也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担任了教授。
杨昌济是毛主席在湖南一师的老师，他对毛主席非常赏识，推荐毛主席担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梁漱溟每遇到疑难问题，总会到杨昌济家请教，和年轻时的毛主席有过多次碰面。
不过，当时的梁漱溟是北大教授，没有怎么留意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毛主席。
梁漱溟到了延安，前后盘桓了21天，和毛主席有过多次交谈，其中有两次是彻夜抵足长谈。
对于抗战的前景，毛主席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从各方面进行了推演和论证，明确告诉梁漱溟：“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没有别的可能！”
梁漱溟犹如拨云见日，心满意足而还。
离开了延安后，梁漱溟公开表示与国民党决裂。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为了尽快“实现国内和平”，他担任民盟秘书长，积极为和平奔走。
无奈蒋介石无心和平，一意孤行地发动了内战。
内战打响后的第二天，梁漱溟悲怆无限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三年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梁漱溟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邀请下从重庆来到了北京，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
毛主席请梁漱溟到自己家里做客，因为梁漱溟是素食主义者，毛主席全家都吃素，以素食招待。
毛主席还亲自过问，给梁漱溟安排了住所——把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子安排给梁漱溟居住。
接下来的日子里，毛主席经常与梁漱溟见面，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亲密无间。
然而，1953年，发生了一件让人倍感惋惜的事。
话说，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特别邀请了梁漱溟在大会上讲话。
梁漱溟自己并没有经过实际调查，而是道听途说，根据老朋友彭一湖获取自民间的一些说话，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国家现在轻工业、重农业，方向必须纠正。
他还夸大其词，说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差距天高地远，不得了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1953年9月。
春节前，老覃写有《抗美援朝：我们误判了美国的意图吗？时隔70年，要感谢当年的决策》一文，文中有提到，因为抗美援朝，我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苏联也因此加强了和中国的关系，从1953年5月起，苏联逐步扩大对华援助项目，其带头和拉动了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提供了高达24亿美元的援助，并援建了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所谓“好风凭借力”，我国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了“一五计划”将发展重工业放在首要位置，并非忽视农业的发展。
而周总理等梁漱溟说完了，马上拿来数据告诉梁漱溟：城乡差别大约1.5比1，用“九天九地”来比拟是不恰当的。
梁漱溟的犟脾气发作，认了死理，坚持自己的说法。
毛主席不得不对梁漱溟的说法进行了批评，苦口婆心地告诉梁漱溟：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目前是要以施大仁政为主。
会后，毛主席又主动约梁漱溟，就农村问题和农业发展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
但是，梁漱溟固执己见，认为毛主席在会上批评了自己，要毛主席公开给自己道歉。
在原则问题上，毛主席当然不能妥协。
于是，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梁漱溟连续好几天要求发言，让大家做个“是非曲直”的评判。
毛主席对梁漱溟的表现非常失望，就没有再主动找梁漱溟谈话了。
梁漱溟呢，书生气发作，也不再跟毛主席见面。
不过，毛主席特意关照：梁漱溟继续担任政协委员，工资照发。
1974年9月30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今的社科院）写了一份简报呈送毛主席，主要是反映众多老学者在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的种种感想。毛主席详细看了出席学者的名单，发现没有梁漱溟名字，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梁漱溟没能来参加。”
也就是说，毛主席一直都把梁漱溟当朋友，一直没有忘记他。
多年之后，梁漱溟从别人口中听到毛主席这句“可惜梁漱溟没有来参加”后，忍不住老泪纵横。
在80年代，梁漱溟多次公开发表文章称：毛主席是我最衷心折服的人。
进入了耄耋之年的梁漱溟目力、听力和记忆力都很差了，但他对自己当年的莽撞耿耿于怀，情郁于中。
他说：毛主席逝世后，我陷入了深深的寂寞之中，寂寞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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