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曾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可按“敲诈勒索”起诉从严惩处!
路上有人摔倒,旁边的人却先举起手机录像。不是不想帮,而是怕伸手之后说不清:人是怎么摔的,自己有没有碰到,最后会不会反被索赔。
这种犹豫,听上去冷漠,背后却是普通人的现实顾虑。李玫瑾教授曾提出,对扶人后反被索要高额赔偿的情况,如果索赔一方拿不出证据,且存在借机讹诈的情形,可以依法从严处理;达不到刑事追责标准,也应考虑让恶意索赔付出更大代价。这番话在网上引发讨论,争论的核心其实很简单:救人之后,为什么还要靠救助者拼命自证清白?
一名下班途中发现老人摔倒的职员,就遇到过这样的事。路人停下来看,却没人上前,他便走过去扶稳老人,简单查看情况。老人站起来后认定是他撞倒了自己,要求赔偿;家属赶到后也坚持这一说法,反复催他付钱。
事发路段附近没有监控,也没人愿意作证。职员只能报警求助。民警扩大排查范围,调取较远处的路面录像,才还原出经过:老人是自行摔倒,职员没有碰撞,只是上前施救。索赔这才停止,但取证和配合调查耗掉了他不少时间。此后再碰到类似情况,他也变得谨慎了。
这类纠纷里,救助者最终能靠监控或目击者洗清嫌疑,已经算幸运。若现场没有影像、找不到证人,有人为了尽快摆脱纠缠,只能掏钱和解。钱或许不多,付出的却不只是钱:一次次“先帮忙、再自证”,会让更多人下次选择站在原地。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已经给紧急救助者留了保护伞: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规定从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延续到民法典,立法的意思很明确——救人时不该先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背上责任。
可这条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救助过程中造成损害后的民事责任,并不能自动处理所有恶意索赔。主张他人撞伤自己的一方,究竟要拿出什么证据?如果有人明知不是对方造成,却故意编造经过索要钱财,又该如何追责?法律适用需要证据,也要区分记忆混乱、误会和蓄意讹诈,不能因为索赔没有证据,就直接认定对方犯罪。
李玫瑾的建议并非现行法律规定,更不是“没证据就必然判敲诈勒索”。敲诈勒索罪需要证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具体行为,认定门槛并不低。她提出的思路,更多是在追问:如果恶意索赔最终构不成犯罪,是否就可以毫无代价?如果闹一闹、要一笔钱的成本很低,善意却要承担漫长调查和诉讼,这种失衡迟早会劝退好心人。
现实中的几起纠纷,正好照见了这种不安。湖南祁东一名店主曾帮进店休息后晕倒的老人送医,老人后来去世。据报道,家属索赔10万元,公安部门确认店主没有过错。经过两轮调解,她仍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法律上没有责任,调解桌上却要拿钱求个了结,难免让人疑惑:这笔钱究竟是在解决责任,还是在替纠纷买单?
四川达州的事件发生在2013年。三个孩子扶起摔倒的老太太,家属找上门索要赔偿,孩子家长先凑了1100元。警方后来查明老人是自己摔倒的,老人被拟拘留7天,因年龄原因免于执行;其儿子被拘留10天、罚款500元。事情折腾数月,最终处罚只有500元,这样的结果很难让人觉得讹人代价足够高。
广东江门一名快递小哥也曾被索赔92万元,理由是三轮车产生的气流和噪声吓倒了老人。官司持续一年多,终审驳回索赔。判决明确,公民的善举不能被直接当作侵权依据。小哥赢了官司,但请假、应诉和承受骚扰的成本,并不会随着判决自动消失。
类似经历让“扶不扶”重新成为公共讨论。有人支持加重处罚,认为只有让恶意索赔付出代价,普通人才敢放心帮忙;也有人提醒,老人摔倒后可能身体不适、记忆出现偏差,不能把每一次说法不一致都当成故意欺诈。还有人提出,处罚之外也要补上现场监控、证据留存和普法宣传这些环节。
这几种看法并不冲突。对善意要保护,对故意讹诈也要依法追责;既不能让救助者承担不合理的举证压力,也不能把缺少证据简单等同于犯罪。深圳早在2013年就有地方规定,受助人主张损害由救助者造成,应当提供证据,拿不出证据就承担不利后果。这说明规则可以更清楚,关键是让类似原则真正落到每一次调解和处理里。
普通人遇到老人摔倒,能做的也不只是犹豫。先看周边有没有监控,尽量请路人作证;条件允许时记录现场,及时报警。如果遇到没有依据的高额索赔,不要为了省事匆忙私下赔钱,应通过正规渠道固定证据、维护权益。
一个社会的善意,不该靠每个人随身带着摄像头来维持。让好人敢伸手,让恶意索赔有代价,才是“扶不扶”这道题真正需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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