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原创 “去鲁迅化”已十年有余，到底是去？莫言与余华的看法很一致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会在很多场合听见鲁迅先生的那些锋利而有力的句子：“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假如有一天没有了光，那我便做那唯一的火炬”。这些话像是刻进时代骨头里的印记，至今仍在被反复引用、咀嚼。与此同时，许多人心中也仍然保存着那些鲜活的文学画面：百草园里生机勃勃的草木虫鸣，月光皎洁下少年闰土手持钢叉守望西瓜的身影，还有孔乙己那落魄而倔强的身影，在咸亨酒店的酒香与嘲笑声中摇摇欲坠。这些人物与场景，不只是文学形象，更像是许多人学生时代共同的精神记忆，伴随着青春与阅读一同生长。 然而，如今鲁迅先生似乎正一点点远离我们。随着教材内容的调整与时代审美的变化，他的作品在课本中的篇幅逐渐减少甚至被替代。有人因此忧心忡忡地想，如果未来的孩子不再知道鲁迅是谁，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空白？这是属于时代的自然更迭，还是我们文化记忆的某种缺失？甚至有人不安地设想：当百草园不再被提起，当少年闰土的形象逐渐模糊，还有多少人会记得那个曾用文字刺破时代沉疴的鲁迅？

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周氏家族在当地曾有一定声望。童年的鲁迅并非传统意义上埋头苦读的孩子，相反，他更沉迷于百草园的天地。那里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像是打开他想象世界的钥匙。他在自然的细微变化中感受生命的灵动，也在无忧的时光里构筑起属于儿童的纯真梦境。后来，他离开百草园，走进三味书屋，从自由的天地转入规训的课堂，成为一个在旧式教育体系中缓慢前行的少年，求学之路也由此展开。 当时正值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官场腐败横生，礼法崩塌，权力与金钱交织成一张混乱的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周家因祖父曾任官职而一度家境优渥，但命运的转折往往猝不及防。祖父因科场舞弊牵连入案，家族声望一夜坍塌，周家不得不仓促避难乡间，昔日的荣光逐渐被现实吞没。没过多久，父亲又因科举失意、长期郁结在心，精神状况日渐衰弱，最终病逝。家道中落的迅速与残酷，让年轻的鲁迅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人情冷暖，也看见了所谓“世态炎凉”的真实模样，那种繁华一朝散尽的荒凉感，深深刻进了他的记忆。

在经历了家族变故与亲人离散之后，鲁迅依然继续求学之路。家中长辈寄望他通过科举重振门楣，但他却逐渐看清旧制度的局限与虚伪，不愿再重蹈父辈的道路。恰逢清末新式学堂兴起，他进入其中学习，开始接触西方科学与新思想。在这些新的知识体系中，他的视野被不断打开，对世界的理解也逐渐发生转变，那种对旧秩序的疑问与思考，在他心中悄然生根。 几年之后，鲁迅获得了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经历，让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尖锐的认识。尤其是在仙台求学期间，他通过一些事件逐渐意识到，国人真正的病症并不只是身体层面的疾病，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精神麻木与自我消解。从那一刻起，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道路，最终放弃医学，转向文学。他意识到，救治一个民族的灵魂，或许比救治个体的肉体更为迫切。

回国之后，鲁迅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有些清贫。他依靠微薄的教职收入维持生计，却从未停止思考与写作。辛亥革命之后，他进入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虽然身处体制之内，但内心始终保持着独立的观察与批判。他并未因职位改变而停下笔锋，反而更加坚定地通过文字表达对现实的关注与反思。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之时，鲁迅也投身其中。他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思想启蒙与文学革新，无论寒冬酷暑，始终笔耕不辍。在孤灯之下，他常常独自伏案写作，写到疲惫时便点上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中继续思索与书写。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中，1918年，《狂人日记》问世，这部作品以白话文形式揭示社会与人性的深层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起点，也标志着鲁迅作为文学奠基者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

此后的岁月里，鲁迅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以文字为武器，与旧势力与旧思想不断交锋。他的处境也因此愈发艰难，常常陷入孤立与争议之中，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道路。1936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留下的文字却并未随之消散，而是在时间中持续发声，成为一种跨越时代的精神存在。 后来的文学界中，无数作家都曾在不同层面上提及鲁迅的影响。莫言曾坦言自己早期创作受鲁迅启发良多，而余华也曾从最初的抵触逐渐走向理解与敬佩。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他们都逐渐意识到鲁迅作品背后的力量与重量。无数文学创作者，都曾在他的文字中找到过某种精神坐标。

鲁迅的作品或许并不轻松，甚至带有某种沉郁与锋利，但那正是他与时代对话的方式。他并不迎合读者的舒适感，而是试图逼迫人们直面现实的复杂与疼痛。因此，当我们讨论“是否要去鲁迅化”时，答案其实已经清晰。文学本就没有单一的标准，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经典，而鲁迅之所以仍然重要，正是因为他的文字始终提供着一种无法被轻易替代的思想张力与现实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