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风风木木
前言
一场原本只有圈内人盯着的拍卖会，因为一幅画，直接炸了锅。
北京一场拍卖会上，一幅叫《江南春》的明代画卷，起拍价直接标到八千八百万。
钱多不是最吓人的，真正让人坐不住的是，这幅画曾经躺在南京博物院的库房里，还是国家账本上的东西。
先说它是赝品，画就从“宝贝”变“鸡肋”
很多人一开始以为是鉴定看走眼：古画这东西太难，误判也不是没发生过。
上世纪六十年代，南博请过顶尖专家把关，结论对这画很不客气，说是伪作，最多引首题跋还算能看，那时候专家一句话分量很重，定性一落地，这画在库房里的待遇就变了，从“贵重藏品”变成“可有可无”。
这一步很关键，因为一旦贴上“赝品”标签，后面很多操作都能找到借口：反正不值钱，放着占库位，反正不是真迹，拿去调拨也不心疼，反正是仿作，卖掉也不算损失。
可问题也在这：真要只是看走眼，那也顶多是学术争议，最多丢面子，不至于一路发展到“国有馆藏上拍卖行、起拍8800万”这种程度，后面发生的一串动作，明显不是“误会”，更像有人顺着“赝品”这条路，给它铺了一条离开公家库房的通道。
尤其当人们把拍卖场上的8800万，和档案里的6800元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大家吵的早就不只是“真伪”。最让人窝火的是：如果它真是馆藏资产，哪怕它是仿品，也不该用这种方式悄悄流出去。
文物管理不是摆地摊，不能一句“仿作”就当成清仓货，很多普通人看不懂笔墨真假，但看得懂一件事：公家的东西怎么就这么轻松出去了？
1997年那张调拨单，最扎眼的是“自己批给自己”
这事真正的转折点在1997年，一张“文物调拨申请单”，把《江南春》从南京博物院库房调到了江苏省文物总店。
表面看是公对公流转，手续似乎齐全，不像偷摸搬走那种粗糙手法，可一细看，签字栏里那个名字太刺眼：徐湖平。
刺眼在哪？他当时的身份是“双重的”，一边是南博副院长，负责批准调出，另一边又是文物总店法人，负责接收。
说白了，就是左手批准、右手接货，流程看着在走，监管却像开了后门，你让同一个人既当“放行人”，又当“收货人”，这就很难让人相信没有利益安排。
到了总店之后，画还换了名字，在新的账上，它不再是响当当的《江南春》，而成了一幅听着很普通的《仿仇英山水卷》。
改名这步很聪明：名字一换，出身就模糊了，追查难度也上去了，然后它又被混进一堆杂字画里打包处理。
到了2001年，档案里出现一条记录：以6800元卖给“顾客”，买家不写姓名，只写“顾客”，这种写法本身就很怪，像是刻意留白。
更离谱的是时间线，1999年上海藏家颜明就已经在陆挺的私人局上见过这幅画，当时陆挺还说画是从庞家后人那里收来的。
要是这个说法成立，那就意味着：档案里还显示库存的时候，画已经在私人场合流转了，2001年的出售记录就像“补手续”，给前面已经发生的交易补一张票，让它看起来“合法”。
至于6800元这个价格，简直像个冷笑话，真实成交价可能在16万元左右，16万入手、6800元入账，中间差额去哪了？
这种“阴阳账”的味道太重了，你不需要懂艺术市场，也能看懂：账面故意压得很低，方便把东西低价“合法”转出去，把真正的利益空间留在账外。
捐赠人的楠木盒还在，画却跑到拍卖行当头牌
更让人心里发凉的，是这画的“出身”，1959年，庞莱臣后人把家族收藏的137件书画珍品无偿捐给国家，装在原装楠木盒里，带着“虚斋”印记，那种捐赠不是为了换钱，是冲着“交给国家更安全、更长久”这句话去的。
可几十年后，楠木盒还在，画却成了拍卖行的头牌，捐赠人的信任被拿去当了谁的垫脚石，这才是大众最难接受的部分。
你可以说市场会炒作，你也可以说鉴定会变化，但你很难解释：一件明明写进国家账本的东西，怎么就能一路“改名—调拨—低价入账—私人流转—高价上拍”。这条路走得太顺了，顺到像有人提前把每个关口都打过招呼。
陆挺、徐湖平，以及传闻中已落马的韩建林，到底谁参与到哪一步，谁拍板、谁经手、谁拿钱，这需要调查说话。
但从现有信息看，这不是单点失误，而像一套“把馆藏洗成私藏”的套路：先用鉴定结论把价值按下去，再用调拨把监管级别降下去，再用改名掩盖身份，再用低价入账做出“手续齐”的样子，最后把真正的溢价空间留给圈子里的人分。
国家文物局工作组进驻南京，联合调查组启动，说明这事已经不再是“买卖纠纷”层面，而是国有资产流失、监管漏洞、可能的权力寻租问题。
大家盯着8800万，表面是被天价刺激，骨子里是被6800元那一下刺痛：如果这种事查不清、追不回、问不了责，谁还敢信“捐给国家最安全”这句话？
结语
真迹还是仿作，当然重要，但在很多人心里还有更朴素的一条：当初是信“国家”才捐的，不是给人当生意做的。
8800万买得起一幅画，买不回被伤透的公信力，只要这笔账不算清，谁都睡不踏实。
信源：
澎湃新闻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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