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1979年，瞿秋白之死真相大白后，公安：立即把牢里那位老太太放了

1955年的盛夏，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个沉甸甸的任务：逮捕一名女街道副主任，指控她曾出卖瞿秋白，是那段黑暗历史中的叛徒之一。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水面，激起层层涟漪。仅仅两个月前，瞿秋白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他的遗骨在庄严肃穆的北京市革命公墓（如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仪式结束后，有人轻声询问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她是否还有其他诉求。杨之华平静地回应，她只有一个愿望：彻查当年出卖瞿秋白的元凶，追究他们的罪责，为瞿秋白，也为历史，讨回一个公道。

可究竟是谁，成为了那场悲剧的幕后推手？要探寻事情的真相，不得不追溯到那段红军北撤的惊心动魄时刻。

如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开始长征时，瞿秋白能够随行，或许他的人生轨迹将会截然不同，或许他不会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在漫漫长征路上，中央机关始终受到数万红军的严密保护，只要坚持下来，生存的几率相对较高。

那么，为何瞿秋白最终被留在了中央苏区？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隐情？当时的局势，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瞿秋白受到了王明、博古等人的排挤。这位来自江苏常州的共产党人，于1922年加入党组织，在“八七”会议之后曾主持过中央工作，但因1931年“左倾”运动而被免去中央领导职务。1933年底，王明主持的临时中央，将瞿秋白从上海调往中央苏区，担任教育部长。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原因是，瞿秋白正遭受着严重的肺病折磨。这个慢性疾病耗损着他的身体，而长征那条没有明确路线、充满未知风险的战略转移之路，对于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基于这些原因，瞿秋白最终被留在了原地。当然，中央机关还有一部分人，为了敌我斗争的需要，也毅然选择留下，包括项英、陈毅、何叔衡等，他们共同组建了中央江西分局，瞿秋白继续担任分局教育部长。然而，作为党内少有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预见到留下的凶多吉少的情况下，仍然将他留下，实在显得有些异乎寻常。这或许也正如同1943年党的整风运动时，毛主席所言，瞿秋白是被王明、博古当成一颗“包袱”留在了瑞金的。 1932年，中央红军刚刚撤离苏区，敌人便开始对苏区的腹地发起猛烈攻势。留下来的1600余人，很快就被敌军团团围困。中央分局决定派遣人员护送何叔衡和瞿秋白先行撤离瑞金，转移到白区从事地下工作，计划从福建到广东，再从广东到香港，寻找在香港的党组织，然后转道前往上海。 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这一决策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比较稳妥的。让瞿秋白突围出去，分局还抱着一个期待，希望他能够去上海就医。在医疗条件极度匮乏的苏区，瞿秋白的肺结核病日益加重，脸部肿胀，咳嗽不止，甚至经常咳血。 同行的还有怀有身孕的项英之妻张亮，以及分局妇女部部长周月林。邓子恢也一同加入，但他并非前往白区，而是奉中央分局之命，前往福建永定一带打游击。 行军途中，大约在2月18日，他们一行人抵达了福建省委的临时驻地——长汀四都山，见到了福建省委负责人万永诚。在这里，他们休整了两天，然而，正是这短暂的停留，为瞿秋白最终被出卖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万永诚为他们提出了两个突围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将瞿秋白等人与外地买香菇的商人混在一起，试图摆脱敌人的追踪。瞿秋白考虑到自己和何叔衡的身体状况，以及张亮身怀六甲，一旦被敌人发现，开枪的话很难逃脱，便婉拒了这一方案。第二个方案则是将他们伪装成红军俘虏，护送队伍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假装“押送”他们，试图混过敌人的封锁区。瞿秋白最终同意了这一方案。

两天之后，瞿秋白一行离开了四都山，向永定的方向进发。2月23日晚上，他们抵达了福建长汀水口附近，他们必须穿过闽西第一大河——汀江。由于不敢冒险走有敌人把守的桥梁，他们决定在半夜从桥下游偷偷渡河。

24日拂晓，他们到达了长汀水口镇小迳村附近。连续多天的艰苦行军让他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于是他们决定在此地休息，吃完饭下午再继续赶路。然而，谁能想到，做饭的炊烟竟然引起了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的注意。

敌人很快就包围了瞿秋白他们的小分队。激烈的战斗中，护送队伍的队长丁头牌，听到枪声后率先逃离了战场，留下了100多名战士，由于缺乏指挥，逐渐溃散。在危急关头，邓子恢组织大家向村子后面的高山转移。敌人的追兵紧随其后，步步紧逼。

在慌乱中，何叔衡不幸滚下了山崖，被敌人发现后，他们抢走了他身上的500元港币，并将他残忍地射杀。这位我党的一位重要代表，就这样陨落在了荒无人烟的山野之中。

瞿秋白和张亮由于体力不支，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邓子恢和周月林跑出去后才发现他们没有跟上来，周月林毅然回身寻找，与邓子恢也因此失去了联系。幸运的是，周月林很快就找到了正在独自一人的瞿秋白。紧接着，他们又在一片树丛里找到了张亮。

三人结伴突围，由于不断奔跑，瞿秋白的体力已经耗尽，实在无法再行进。他们不得不躲藏在一片长满高草的水塘中，试图躲避敌人的追捕。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发现了。

带队的敌保安第14团军需官林绩轩上前搜身时，在瞿秋白胸前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支钢笔，笔杆上还刻有“瞿秋白”三个字。这位军需官并不知道瞿秋白的身世，也没有将这支笔交给军部，而是据为己有，甚至还经常在他人面前炫耀。

值得庆幸的是，这支笔在林绩轩手中被占用长达16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福建省龙岩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李逢蕊在剿匪反霸中，擒获了假投降的匪首林绩轩，当场缴获了这支钢笔，并从笔上发现了“瞿秋白”的字样。经过审讯，林绩轩供认了他搜捕瞿秋白并将钢笔占为己有的经过。最终，林绩轩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瞿秋白的那支钢笔也被送到了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时光流逝，来到了1935年2月26日，瞿秋白三人被押送到上杭县监狱关押。起初，他们被关押在同一间监狱里，于是三人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编造了自己的身份。周月林声称自己叫陈秀英，曾经是一名护士，被红军俘虏了。张亮则说自己叫周莲玉，丈夫是个香菇商，自己被红军“绑了票”。而瞿秋白则化名林琪祥，自称是北京大学的肄业生，学过医术，因病流落街头，最终被红军俘虏。

凭借三人精心设计的身份，经过敌人的几次审讯，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负责审讯的保安14团的李玉甚至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的供述属实，可以申请取保释放。”

率先获得保释的是周月林和张亮。周月林因为李玉的妻子即将分娩，而她恰好当过护士，因此被李玉的母亲保释出去接生。随后是张亮，张亮当时已经临近分娩期，上杭县城内有一家糖果店的老板林鸿昌，与妻子多年未育，便将张亮接了出来，希望她能生下自己的孩子。 瞿秋白也以林琪祥的名义给在上海的友人鲁迅、周建人以及妻子杨之华写信，请求他们设法为他保释。 然而，就在众人为营救瞿秋白而努力之时，6月18日，蒋介石突然下令，让敌第36师师长宋希濂将瞿秋白就地枪决。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眼看瞿秋白即将获救，是谁又出卖了他，导致他暴露了身份？ 之后，周月林和张亮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直到1938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时，才由周月林爱人梁柏台的一位小学同学，在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的陈士明，设法为她们保释出狱。 不幸的是，她们的平安出狱，也为她们被怀疑为出卖瞿秋白提供了所谓的“佐证”。人们不禁会问，为何一起被抓进去，瞿秋白被杀，而她们却能够平安出狱呢？！ 此后，周月林来到了丈夫梁柏台的家乡，准备打听梁柏台的消息，以便找到中共党组织。然而，她却得知了梁柏台已经牺牲的消息。在生活的压力下，周月林最终不得不嫁给了一位贫穷的船工。 1938年7月，张亮历经坎坷，来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的安徽泾县，找到了丈夫项英。项英质问张亮，她是否曾经出卖过瞿秋白。张亮听后一时语塞。有传言称，项英勃然大怒，枪毙了自己的妻子。但事实并非如此，项英之女项苏云亲自撰文，对此进行了辟谣。因为此后，张亮还将她和项英的儿子送去了延安，只是之后，张亮就彻底失踪了，从此杳无音信。 时间来到了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迅速逮捕了已经靠着自身努力成为了街道副主任的周月林。10年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正式判决，判处周月林有期徒刑12年。即使刑期已满，因为案情重大，她依然被关押着。在长达20多年的服刑生涯中，周月林多次向上级申诉，但都石沉大海。 转机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周月林的上诉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开始认真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最终，专案组在一张陈旧的报纸上，找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 原来，1935年4月10日，敌第8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徐氏。正是徐氏供出了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人的下落，使得敌军能够迅速找到他们。 因为，瞿秋白在长汀福建省委的临时驻地休整的那几天，徐氏曾与他们有过接触，了解了一些内情。她供出了这些消息后，敌军根据情报，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一行的下落。 瞿秋白身份暴露后，敌军对他进行了更加残酷的审讯，多次用刑，但瞿秋白始终坚称自己叫林琪祥。最终，敌人用计将叛徒郑大鹏请来指认，在郑大鹏的指认下，瞿秋白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之后，蒋介石亲自派人前往福建长汀，试图诱降瞿秋白，但都被瞿秋白坚决拒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从容就义。 最终，周月林蒙冤44年，终得洗清。 整个瞿秋白被杀害的案件中，他们一起从中央苏区突围的五个人，个个都是共产主义的忠贞卫士，面对敌人的凶残，没有一个人叛变，都坚守了革命的信念。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共产党人，终将为历史所铭记。而那些投敌变节者，也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