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当年的新文化运动，走的最大误区，就是将“白话文”与“文言文”对立起来

当年的新文化运动，走的最大误区，就是将“白话文”与“文言文”对立起来，策划者胡适鲁迅们都想得过于简单。这也导致，不仅我们的文化传统确实有脱层，而且多数中国当代作家似乎怎么都写不好“中文”，文字表达要么很粗俗（学民间口语的后果），要么就是很西化（学外文或中译书的弊端），干巴巴硬拗拗翻译腔，读来很别扭。

我看对岸的龚鹏程、周志文、王鼎钧、吕正惠他们写的文章，且不说水准高下吧，但论“语言外衣”，即表达形式上的文笔、格调乃至遣词造句，人家就是要高明很多，不得不承认。说白了，他们的行文，都是很纯正的“中文”，妥帖雅致，清通纯熟，一看就是从文选史汉韩柳欧苏这个旧古文脉络摸爬滚打练家子下来的，渊源有自，驱遣得法，情致绵绵，读来神驰。反观此岸，别说文言文可以精熟了，偶有教授掉笔写点文白相间的文字，几乎都是很蹩脚的，不通居多。究其根本，不能不说，当年新文化用力过猛，理念更是不对头，抛弃得太多，不如彼岸那些未经“文字洗礼”的文化人有根底了。咱当今台面上的文化名流，从陈平原陈尚君到余华余秋雨，见识高低不好说，但文章绝对都不见佳，文字功夫怎么都不可能追步前辈陈寅恪钱宾四钱锺书们了。

要是追溯起来，可说一开始，胡适们的观念就错了。按商伟先生意见，他们当初揭竿而起倡白话，直接套用现代欧洲的经验，本就开错了药方，我看是这个理。简单而言，前现代欧洲的通用语文，都是很古典很书面的拉丁文，后来各国口语“方言”(vernacular)兴起，比如英语德语法语等等，逐渐替代了拉丁文，从而言与文彻底一致。在现在欧洲人眼中，古典拉丁文大抵是“死的文字”，而如今使用的本国语文才是“活的文字”，因为日常生活中怎么说话，文章就怎么写，彻底“我手写我口”。胡适这些海归，就是因此得到启发，回老家拿“中文”直接开刀。思路与主张上，他几乎是亦步亦趋搬运的：拉丁文≈文言文，欧洲方言≈白话文，所以中国旧文言也是“死文字”，民间口语白话才是“活文字”，而后者应该消灭前者，就如欧洲各地“方言”彻底替代拉丁文一样。

很明显，胡适们是很精准地看到了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文言文也好，拉丁文也罢，这套高度精炼复杂的书面语本质上就是一套精英语言，而现代社会的多数民众，势必得掌握很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思想才能得以解脱，教育也才能普及。这是他们眼光锐利且深远之处，也是所谓“启蒙”必经之路，本有巨大合理性。举例来说，假如我们如今还是过去通用文言那一套，打开抖音头条视频都是摇头晃脑之乎者也，有几人能听懂？但是，问题也颇严重的是，胡适们一直没想明白的一点，就在于中西国情不同，问题也并不一样，却照抄一份药方治不同的病，怎么能不出错呢？这是胡适的价值观念上，过于相信有一套放之中西而皆准的“常识”或“公理”，这也是他想问题经常会显得单纯幼稚的根源。

所以问题就在于，中国白话文≠欧洲“方言”(vernacular)。因为欧洲“方言”与古典拉丁文是两套语文系统，而我们的白话文与文言文根本就是一体的，是同一套语文系统，都是彼此渗透的汉字书写，你只有我我中有你，无非表达形式上略有差异，理解难易上有程度之别而已。可胡适们居然视之为对立，非要彼此争斗个你“死”我“活”，这是认知上出了大漏。好比说，李白欧阳修的诗词是文言文学传统的典范，可他们很多句子就是颇白话的；而《三国》《水浒》是胡适追认的白话经典，可它们的措辞造句同样掺杂大量文言，甚至就是亦文亦话的，它们明显是同一条语文河流上的支系，如何能分得清？

可胡适们据此将文言订为“死文字”，认为惟有白话文才是活的，才是“正统”之后，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下，一切都来不及了。更要命在于，后世将这一套悖言乱辞认作了真谛，进而推广为常识，我们的文言传统，以及依托在此之上的整个雅文化世界，就日益倾颓朽败，至今就“莫之能扶也”了。毕竟，语文的学习，根植于整个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当全社会都只会的呢吗了“我手我口”之后，连传授过关文言文及旧诗词的老师都找不到几个之后，从此“焉得思如陶谢手”？董桥说的好，当初“提出新旧对立论的人，不是食古不化，就是食洋不化，两者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实在愚不可及，尽管他是著名“胡粉”。

换句话说，胡适们采行的，是一套极端化的方案。过去，我们众口一词嘲笑“学衡派”，觉得这批起码吃过洋墨水的教授们很滑稽，可如今想来，反倒是他们唱的反调，更有道理也更为稳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他们的主张，并非是要抵挡白话文，而是认为文言传统不该跟着倒掉，两者当一块并行，翻新不必弃旧。可惜，以大破大立为时尚的年代，激进求成矜奇立异才有信众，温和平实的声音总要被视为可怜的落伍。谚云，“领先社会半步是天才，领先社会一步要成疯子”，不幸言中。更可惜，杜工部诗中的锦官，王子安集里的滕王阁，归震川夙夜依依的枇杷树，我们从此都看不真切了，而当他们都沦为孤臣孽子之后，中国作家再也写不好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