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鲁迅的外国朋友圈：除了我们熟悉的藤野先生，都还有哪些人

1904年9月，一个意气风发、满怀抱负的青年鲁迅，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求学之路。23岁的他，怀揣着改造中国的理想，前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求医问药。初来乍到，异国他乡，很快他便结识了人生的第一个外国朋友——藤野严九郎，开启了一段跨越文化、超越时代的友谊。除了藤野先生，内山完造、宫崎龙介、须藤五百三等也成为了鲁迅的挚友。当然，鲁迅的视野绝非局限于此，他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也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这些交往共同构成了他丰富而多元的海外朋友圈。 清光绪三十年，鲁迅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了日本。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认识了藤野严九郎，这位未来成为他生命中重要人物的恩师。藤野严九郎，1874年出生，比鲁迅年长七岁，是世代为医的藤野家的第六代传人。当时，他正是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担任解剖学教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鲁迅在后来的《藤野先生》一文中生动地描述道：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叠大小不一的书籍，缓缓地向学生们介绍着自己：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初见藤野先生，给鲁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学习的过程中，师生情谊日渐深厚。1926年，鲁迅任教于厦门大学时，写下了那篇感人至深的《藤野先生》，记录了与藤野先生交往的许多细节。例如，藤野先生会派助手将鲁迅的课堂笔记带回去仔细批改，体现了他对鲁迅的重视和关怀；当鲁迅绘制的医学图稿不够准确时，藤野先生会立刻纠正，尽管当时鲁迅心存不满，却也因此受益匪浅，对藤野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心怀感激。这些细节，无不彰显出藤野先生一丝不苟的教学风格和对学生严苛的要求。 1904年，当时的中国正遭受列强的欺凌，国力羸弱。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一落千丈。更糟糕的是，鲁迅留学期间，日本正与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激烈的日俄战争，最终战胜俄国，取代中国成为了亚洲唯一的军事强国。

作为一名弱国的子民，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难免会感受到来自日本同学的歧视。日俄战争日本取得胜利后，一次下课后，课堂播放了日本战胜俄国的影像。作为唯一的中国留学生，鲁迅被迫留了下来观看。影片中，中国人为俄国人充当侦探，被日军捕获后即将处决的场景，以及围观的都是中国人的画面，引来了日本同学的欢呼雀跃，他们高呼万岁。对于鲁迅而言，这声呐喊如同尖刀般刺痛了心房。 就在这种充满压抑的学习氛围中，藤野先生给予了鲁迅无尽的关怀与支持。这位身材不高、相貌平平的日本教授，并没有因为鲁迅的国籍而对其抱有任何偏见，更没有将他视为异类。两人亦师亦友的特殊友谊，让远离家乡的鲁迅感受到了莫大的温暖。纵然当时日本人普遍抱有对中国人民的狭隘民族偏见，藤野先生却不为所动，他以高尚的品质影响着鲁迅，为他的人生道路指引方向。 离开仙台前，鲁迅曾拜访藤野先生告别，藤野先生送给鲁迅一张照片，照片背面题写着：惜别藤野谨呈周君。对鲁迅的离去深感不舍。为了安慰藤野先生，鲁迅只能勉强说道：我想去研究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一位记者将鲁迅逝世的照片交给藤野先生，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他悲痛万分，提笔写下了《谨忆周树人君》，回忆了与鲁迅在日本期间的师生往事，并对两人失去联系表示了极大的遗憾。

除了藤野先生，内山完造也是鲁迅的重要日本友人。在课文《一面》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内山书店的描述，以及内山书店对工人和读书人的慷慨帮助。这篇课文也侧面反映了鲁迅与内山完造的深厚友谊。 内山完造，1885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比鲁迅小四岁。1913年，他来到上海，并在上海生活了长达三十五年。 1917年，内山完造以其妻内山美喜子的名义开设书店，起初只销售基督教的福音书。后来，他逐渐扩展经营范围，开始销售日文书籍，又转售中文书籍。内山完造对中国人民抱有真诚的友好态度，平等相待，待人温和，完全摒弃了当时日本人那种自高自大的心态。他的书店始终敞开大门，欢迎读者随意翻阅书籍，书店内还设有长椅和桌子供读者休憩，还会为读者提供茶水。更令人感动的是，对于经济拮据却渴望读书的读者，无论金额大小，都可以赊账购买。这家充满人情味的进步书店在当时的上海享有盛誉，吸引了无数读者，内山完造也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尊敬。 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谊始于1927年，那一年，鲁迅辞去了广东中山大学的职务，重返上海。同年10月5日，鲁迅来到了不远处的内山书店，并购买了10本书，花费了10元2角。由于当天内山完造不在书店，经妻子内山美喜子告知后，他才得知这位顾客正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

鲁迅与内山完造相识后，很快成为了挚友。因为曾经在日本留学，而且家离内山书店很近，所以两人交往频繁，鲁迅经常光顾内山书店。在交流过程中，内山完造还向鲁迅介绍了不少日本友人，如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佐藤春夫、长与善郎等，他们都通过内山完造与鲁迅结识，并成为了彼此的朋友。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内山完造利用自己的日本身份，在书店大量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进步书籍，并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毁灭》等进步文学读物。从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为了鲁迅著作的代理发行店，甚至出售当局禁止的其他进步书籍。三十年代的上海，对书籍的出版和销售有着严格的限制，而内山书店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在这里可以买到其他书店买不到的书籍，可以销售其他书店不敢售卖的书籍。 从1927年首次光顾内山书店到1936年逝世，鲁迅前后去了内山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充分可见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在鲁迅庞大的外国朋友圈中，日本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藤野严九郎是恩师，而内山完造则是鲁迅可以倾诉心事的挚友。在这八年的友谊中，鲁迅四次身陷囹圄，四次都由内山完造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他避难。1930年，鲁迅遭到当局通缉，便在内山书店避居了一个月之久。 鲁迅先生晚年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身为挚友的内山完造四处奔波，为他的健康寻找良方，曾希望鲁迅能够前往日本疗养，但最终未能如愿。不过，他还是为鲁迅引荐了须藤医生，帮助他治疗疾病。

除了内山完造，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此后1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生活，并与鲁迅、矛盾等进步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0年9月25日，鲁迅先生迎来了50虚岁的寿辰，当时的中国文化界许多被认为是左倾危险分子的作家和斗士希望借此机会举办一个隆重聚会。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报》记者应邀参加，并以自己的名义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50号的荷兰斯拉巴雅西餐厅作为聚会场所。柔石、冯雪峰、茅盾、叶绍均等众多文化界名人也来赴会。 对于这次与鲁迅和众多中国文化界名人的聚会，史沫特莱印象深刻。她后来在自传《中国之歌》中详细描述了鲁迅先生：鲁迅带着年幼的儿子提前到了。这是我初次与鲁迅相见，在中国的整个期间，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人。他个子不高，身板有些单薄。穿着奶白色的丝绸料子的中国服装，柔软的中国靴子。不戴帽子，剃得短短的头发像牙刷一样。但是，虽然鲁迅的面容就是一般中国人的样子，但他却在迄今为止我见过的人中，给我留下了最有印象的记忆。脸部生动，同时也有戒备的神情。

整个聚会活动在紧张的警戒之下偷偷进行，鲁迅先生向在场的友人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在日本留学时的往事，以及弃医从文的初衷。史沫特莱认真倾听着，她感到鲁迅先生是一个不屈不挠、对中国仍然充满希望的人。鲁迅先生让史沫特莱深深地折服。聚会结束后，她还特地送给鲁迅先生一幅精心挑选的白绸子衣料作为寿礼。 鲁迅先生对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情有独钟，收藏了许多她的版画原拓。史沫特莱得知后，利用自己是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便利，促成了鲁迅与珂勒惠支的通信。鲁迅热情地邀请她为中国创作，并在1936年自掏腰包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全集》，邀请史沫特莱撰写前言，史沫特莱欣然应允，写下了《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 在《忆鲁迅》一文中，史沫特莱还讲述了一个故事：1931年3月，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当局搜捕并杀害了一些进步作家，鲁迅先生深感痛心，写了一篇名为《写于深夜里》的文章，希望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曝光在世界面前，便委托史沫特莱将文章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当时史沫特莱担心这篇文章发表后会给鲁迅先生带来危险，但鲁迅先生坚定的说：有什么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在中国的岁月里，史沫特莱积极参与中国进步的文化运动，曾参与营救女作家丁玲出狱，并将鲁迅先生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发表在美国的《新群众》杂志上。

最后，我们也不能忘记鲁迅先生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友谊。 1905年，埃德加·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28年，他来到中国，担任欧美几家报社的驻华记者和通讯员。1933年至1935年，他还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讲师。1936年6月，斯诺应邀前往陕甘宁边区采访，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在上海，斯诺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这使他对记录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说过：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斯诺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正是他们的指引，使他开始真正了解中国。 当时的鲁迅正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斯诺通过青年文学工作者姚克认识了鲁迅，两人初次见面是在一个小杂货铺里。斯诺仰慕已久，见面后便表达了希望将鲁迅先生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想法，但鲁迅先生建议他关注更多别的左翼作家的作品。斯诺接受了建议，在翻译集的前半部分收录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后半部分则收录了巴金、矛盾、柔石、沈从文等当时在中国有影响力的文坛名家的作品。1936年7月，这本名为《活的中国》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在美国出版。

在序言中，斯诺撰写了导读文章和《鲁迅评传》，将鲁迅先生比作高尔基、契科夫一样的世界顶级文学名家，评价他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如此高的评价，充分体现了斯诺对鲁迅先生的钦佩和敬仰。鲁迅先生也对斯诺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两人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友谊也更加深厚。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当时斯诺正人在陕甘宁边区访问。得知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斯诺心痛不已，他在与人合写悼念鲁迅的挽联中写到：译著尚未成功，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其中译著尚未成功指的是斯诺翻译的《阿Q正传》，而痛忆旧雨也道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 鲁迅先生的生命中，还有许多其他外国友人，其中，日本友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即使在国力日渐衰弱、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鲁迅先生也始终没有中断与这些日本友人的交往。他们大多是文艺界人士，普遍对中国抱有同情之心，例如日本诗人金子光晴，创作了许多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他国的诗集，其中的《鬼子之歌》、《娥》等诗集曾被翻译成中文。 鲁迅先生逝世后，日本友人、诗人、小说家佐藤春夫撰写了一副评价鲁迅先生一生的挽联：有名作、有群众、有青年，先生未死；不做官、不爱财、不变节，是我良师。这副挽联言简意赅，却精辟地概括了鲁迅先生的一生，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无数外国友人。

鲁迅先生一生的海外友谊，不仅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他们跨越国界、超越文化的友谊，是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互相理解的珍贵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