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再读鲁迅的《“圣武”》： 刀与火——专制统治的唯一逻辑

《“圣武”》创作于1919年，是鲁迅的一篇随感录，同年5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后收录在鲁迅的杂文集《热风》中。同期发表的还有 《“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三篇及小说 《药》。

这篇文章中，鲁迅从“主义”谈起——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本不是产生新思想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思想的处所，即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那么，我们自己的思想是什么？鲁迅给出了一个冷峻的答案：自古以来，永不变的只有“刀与火”。而“刀与火”还有另一个名字，那就是“圣武”。

“圣武”二字，表面上是歌颂帝王武功的堂皇辞令，实际上是鲁迅对专制权力本质的揭示：所谓“圣武”，不过是刀与火的统治；所谓“太平盛世”，不过是刀与火暂时收敛的时代。在这片土地上，改朝换代靠的是刀与火，维持统治靠的也是刀与火。而民众，要么在刀与火面前逃命苟活，要么希望凭借刀与火分得一杯羹——“威福，子女，玉帛”。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统治者的更替靠的是刀与火，权力的维持靠的也是刀与火。所谓“圣武”，就是把这种暴力统治美化、神圣化的说辞。在这种逻辑下，民众从来不是“公民”，而是“刀与火”的奴隶。他们或者躲避刀与火而苟活，或者希望依附刀与火而获得“威福、子女、玉帛”。他们无理想，无信念，头脑里塞满了“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正因为如此，外来的新思想、新主义，“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这段话揭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专制统治不仅剥夺了民众的权利，更塑造了民众的精神结构。在长期的“刀与火”统治下，民众已经不再渴望自由，不再追求尊严，不再想象一种不同的社会。他们只渴望“安稳”，只追求“活着”，只希望“比别人过得好一点”。这种精神结构，使任何真正的变革都变得不可能——因为变革需要有人去想象另一种可能，而“刀与火”的逻辑已经堵死了这种想象。

鲁迅在文章中直接点明了大革命的本质：“没有什么大两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没有推翻专制制度；赶走了皇帝，但没有赶走皇帝式的权力逻辑。那些在旧王朝中掌握权力的人，在新体制下依然掌握权力；那些在旧秩序中受压迫的人，在新秩序下依然受压迫。

鲁迅进一步分析了革命者的动机。刘邦看见秦始皇很阔气，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见秦始皇很阔气，说“彼可取而代也”。一个羡慕，一个嫉妒；一个想成为，一个想取代。但无论哪一种，他们追求的都是“威福，子女，玉帛”——都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他们革命，不是为了废除专制，而是为了自己成为专制者；不是为了解放民众，而是为了自己成为新的主子。

鲁迅甚至讽刺了秦始皇：他已经实现了“最高理想”，享受着“威福、子女、玉帛”，却还想长生不死；当他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死时，“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这种对权力和享乐的贪婪，贯穿了整个专制时代，从未因改朝换代而改变。

因此，革命之后，“他们很快恢复旧制，重唱老调子。确定一个主子，确定君主专制，如何称颂，如何纳贡，如何跪拜！”社会还是那个社会，权力高度垄断，等级森严，高压统治，呈现出强制性、垄断性、封闭性、排他性的特点。军阀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缺乏公开、公平、公正，没有任何法治、自由、平等，只有剥削、压迫和奴役。

鲁迅在《“圣武”》中虽然没有直接展开对国民性的长篇分析，但他的论述已经指向了国民性的问题。他指出，长期的专制统治使民众变得“愚昧保守、卑怯自私、麻木冷漠、互相倾轧”。大家在瞒和骗与欺人自欺中讨生活。随着封建制度的延长，民族的许多优点逐渐萎缩消失，而丑恶的东西却不断滋长发展，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鲁迅认为，我们的国民性最缺乏的是“诚和爱”。而导致这个缺乏的根本原因，在于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引用了一段极为深刻的话：“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意思是说，专制统治的政治理想，在于永远保持安定宁静，防止触动人民。统治阶级用各种办法实现这种理想，安稳地维持其统治地位，享受穷奢极欲的生活；上层社会的成员依附君权，安逸地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而广大人民就安分守己地做奴隶。一朝接一朝，一代接一代。安于现状，满足于现状，“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成为一种国民性。假如有人对现实不满，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就会被视为“异类”，“一定要除掉他”。

这段话点破了专制社会精妙的统治术：它不仅用刀与火压制反抗，更用“不撄”的政策消解反抗的欲望。它不让民众被“触动”，不让民众被“唤醒”，不让民众产生“另一种可能”的想象。它让民众在“安稳”中逐渐失去对自由的渴望，在“太平”中逐渐忘记自己被奴役的事实。久而久之，民众不仅不反抗，反而会主动维护那个让他们“安稳”的制度——因为在这个制度下，他们至少知道自己的位置，至少知道“怎么活”。

《“圣武”》写于1919年，距离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八年。但鲁迅看到的，不是新社会的建立，而是旧制度的延续。皇帝没有了，但皇帝式的权力还在；辫子剪了，但辫子里的奴性还在；国号改了，但“刀与火”的逻辑没有改。军阀们虽然不再称帝，但他们垄断权力的方式、统治民众的手段，与旧王朝的皇帝如出一辙。他们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来行使权力，官吏的权力来源于上级而不是人民，所以他们只需要对上级负责，不需要对民众负责。他们掌握了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对民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奴役。

而民众，依然在“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之间循环。他们依然期待一个“强势人物”出来平定乱局，确定奴隶规则，让他们“安稳”地做奴隶。他们依然把“不被随意杀掉”当作“幸福”，把“暂时安稳”当作“太平”。他们依然在“刀与火”的阴影下苟活，依然在“威福、子女、玉帛”的幻想中麻醉自己。

鲁迅的批判，因此不仅指向统治者，也指向民众自身。他知道，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反复重建，不仅因为统治者掌握了刀与火，更因为民众已经习惯了刀与火。他们不再想象自由，不再追求尊严，不再渴望改变。他们只想要一个“好主子”，一个“安稳的日子”，一个“可以预测的未来”。而这种心态，正是专制制度最稳固的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