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动态] 杨善华：温州人的“活法”——读《远去的阜丰布厂》

因缘际会，获赠了乐清市委党校副校长王夙慧今年6月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远去的阜丰布厂》，读完后也是感慨不已。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老师在该书的“序”中所述，该书“乍看题目，以为只是一个已经远去的布厂的故事”，“看不出有更多的社会价值”；但“读完之后，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亦如此。我觉得该书的写作风格是表面平淡，以此叙述家族历史；实则耐人寻味，小中见大，其写作目的在于以乐清一个布厂几十年的兴衰透视中国大陆自20世纪初以来之宏大的社会变迁。

《远去的阜丰布厂》，王夙慧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

春光老师还有一个见解我也很是赞同，就是以人类学学者提出的“地方性”这个概念来讨论地方现代化——尤其是县域现代化的可能性和路径。而且，这种地方性“有很强的韧性，并不会因某个阶段的过激行动而消失，相反会以各种方式蛰伏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记忆中，一俟有适宜的政策土壤，便会复活、成长”。

而这样的一种地方性，我觉得从另一个维度看，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地区性文化”，或者借用易中天教授非常精到的话来说，它是人的一种“活法”。易中天先生认为，读人，“可读的是他们的‘活法’”。这里，“活法”首先可以被理解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与生活状态，由此也可以说，“活法”涵盖了在社会中生存的人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与态度精神。所以，我觉得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由《远去的阜丰布厂》这本书我们也可以在一个长时段中去考察生长于乐清的一个家族是如何对待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如何去谋求一种更好的生活的。

“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可以说是生存于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理想，但是对于乐清人乃至对于温州人来说，这绝对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绝对要在行动上兑现的。我觉得他们这种坚持与奋斗正是乐清乃至温州的地区性文化（用春光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地方性”）与别的地方的文化不一样的地方。在他们身上承载的一种精神就是锲而不舍、百折不挠。

从气候与地形看，乐清地处温州，属于浙江南部，气候炎热潮湿。地形则是多山少平原，从来都是人多地少。所以从历史上看，要靠农业来养活一家人乃至致富就是很困难的事情。好在因为东部靠海，这就给要想发财的乐清人留了个出海经营渔捞或者做生意的机会。因此，乐清人也不一定是要在老家山区苦熬，只要是足迹可以到达的范围内有发财的机会，他们还是愿意离开自己生长的家乡到新地方去谋生。日久天长，这种冒险精神就如同刻石一般的印记，被牢牢印在乐清人的心里。而这就如春光老师所言，养成了温州人经商的“天性”。由此看来，王夙慧老师的《远去的阜丰布厂》中所写的他们王家的家族史，正是乐清人在这种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逼迫下走出家乡，去追求更好生活的精神诉求的写照。

1967年，郑志莲和王家兄妹摄于“九间”后院。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追求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人的天性，但是也确实会让追求过上好日子的普通百姓付出代价，甚至是惨痛的代价。对王夙慧老师所在的王氏家族来说，其走上兴衰未卜的追求改变之路的第一步，就是离开家乡盐盆。根据该书的记载，王夙慧的曾祖王玉麟到乐清西南部工商业发达的柳市镇另求发展之路是1914年。其时王玉麟刚16岁。背井离乡的原因是“水灾泛滥，田庐被淹，民不聊生”。王玉麟经族人介绍，来到柳市包宅村包福生家中做长工，认识了包福生的二妹、聪慧伶俐的包芝莲，因彼此印象不错，遂成就了这段姻缘。包芝莲天生聪明勤快，嫁到王家后，里里外外均是一把手，可以说王家之后在柳市的兴旺发达，包芝莲绝对功不可没。1920年，王玉麟与包芝莲的长子王献松出生。1926年，台风来袭，“乐清暴雨成灾，田底尽数被淹，晚稻歉收，民生困苦”。王玉麟与包芝莲商量，决定再次离开盐盆去柳市投奔亲戚谋生。因为幼子出生，人口倍增，靠王玉麟务农已无法养家，包芝莲说动母亲，将自己介绍到二哥包福生的永丰布厂做工（包福生的布厂几经改名，后文中的振丰、振成布厂均为永丰布厂因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重新取名），这是王家进入近代纺织工业的开始。因家中经济拮据，王献松初小毕业就辍学，在村中自寻生计干些零活贴补家用。王献松曾以“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来形容初到柳市时生活的窘迫。王夙慧老师在书中也曾写道，“那段刻骨铭心的困苦岁月，让他（王献松）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养成了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性格，也成为他日后艰苦创业、奋勇前行的精神动力”。这样，王献松在14岁（虚岁）时，就因为母亲要哺育幼儿，单靠父亲一人做工收入养不活全家，通过母亲关说，到了舅舅包福生的振丰布厂当学徒。四年时间在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那些年父亲种田的辛苦和柳市工业的蓬勃发展让他早已认清形势，下定决心不再像父亲那样当农民”。最后，在母亲的帮助下，他留在舅舅的振成布厂当工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献松看到市场对布匹需求的增加，就产生了筹资买布机织布向市场出售的念头。最终，19岁的王献松通过母亲在舅舅包福生厂里买到了一台闲置的旧织机，并在两年之后，给自己的布厂挂上了“阜丰布厂”的招牌，这就是王献松走向布厂经营者的开始。随后，为了应对战争导致的生产经营成本与风险的增加，在包福生的振成布厂于1942年牵头成立振华棉织公司的时候，阜丰布厂也入股加入，直到1944年日寇再次入侵温州，公司无法生存，不得不停办为止。在合并期间，阜丰得到的好处是获得了人脉、技术并积累了经营经验，所以在母亲包芝莲的帮助和支持下，王献松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机会，重整旗鼓。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他不仅恢复，甚至还扩大了生产。该书认为，“企业家的韧性特质成为产业复苏的关键变量”。“这种韧性并非盲目抗争，而是基于务实判断的理性坚守：在工厂停工、市场萎缩、资源匮乏时期，依托家族协作整合有限资源，实现‘最小化存续’；同时保持对市场机遇的敏感度，一旦时局稳定便迅速行动，将逆势中保存的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此言可谓为王献松的阜丰布厂坚持与发展的原因做了一个非常精到的分析。应该看到，王献松与其母亲包芝莲身上那种“韧性”也深刻地影响了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

就这样，阜丰布厂经历了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的岁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是“大丰布厂”的牌匾挂在了原“阜丰布厂”的厂房上。而王献松作为王氏家族的核心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历经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与考验，直到改革开放年代为他与他的家人落实政策。

阜丰布厂1952年土地证

我年轻时看梁斌写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曾深深记住了书里主人公朱老忠的名言“出水才看两腿泥”。现在读到王夙慧老师与王春光老师所讲的“韧性”二字，我觉得与朱老忠的这句话非常类似——因为它们实际上是点穿了无数生长于中国大地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活法”：为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为把日子过得更好一点，我可以挨饿受冻，靠微薄的收入俭省度日；因为相信总有苦尽甘来的一天，所以遇到各种困难，哪怕是厄运当头，我也会忍辱负重，坚忍不拔，永不退缩，知难而进。可以说，有了这样一种“活法”，有了这样一种精神，才有今天的乐清人与温州人，才有今天的乐清与温州的发展，而这也是《远去的阜丰布厂》这本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