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我更喜欢那些没有鞋穿的人”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 哈莱姆文艺复兴灵魂人物兰斯顿·休斯（ Langston Hughes，1902-1967）的回忆录 《我漂泊，我沉思》。从古巴、海地到苏联，从中国、日本到西班牙……休斯带领我们重返20世纪30年代的旧日世界。

三十岁那年，兰斯顿·休斯决定离开纽约，揣着小说获奖的三百美元，踏上旅程——去看看世界，也去寻找自己究竟该写什么、为什么而写。《我漂泊，我沉思》就是他这段漫游的实录，诚恳、幽默、带着观察者的敏锐。

他的笔横跨欧亚大陆，既触及著名的知识分子，亦关注街头的平凡劳作者，不同种族、阶层的人与故事交织成一幅极具戏剧性的政治与文化社会图景。

在海地，休斯发现了一件让他深感困惑的事：

一双鞋，就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在这个由黑人奴隶起义建立起来的国家里，肤色不再是划分阶层的唯一标准，“有没有穿鞋”却成了一道更坚硬的分界线。穿鞋的人走在前面，光脚的人跟在后面；穿鞋的人在总统府前听音乐会，光脚的人连广场都进不去。他说：

我更喜欢没有鞋穿的人。

这篇文章里，休斯写下了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海地，也写下了一个关于体面、劳动和尊严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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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喜欢那些没有鞋穿的人”

文| 兰斯顿·休斯

来源 | 《我漂泊，我沉思》

不要拿包裹

海地有蓝色的大海、翠绿的山丘、海上白色的渔船和隐藏在高山中的农家小屋。那里的人强壮黝黑。骄傲的女人头顶重担，但是后背挺得笔直。儿童一丝不挂。夜晚繁星璀璨，到处响着刚果鼓的声音。在首都，有琥珀金色皮肤的美丽女人、黑白混血的政客、堆满香槟的仓库和放满钱财的银行。生活在这里的黑人农民激增。在太子港，有许多靠农民供养的文化精英。

我们这个海滨旅馆的食物虽然做得不错，但是种类过于单一，永远都是鱼、米饭、豆子和煮大蕉。我们一个月的食宿只有二十五美元，其他的客人也吃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享受，我们也不好抱怨。但是我和泽尔实在是吃腻了，偶尔会去海地角主道的大型综合市场买一些罐装的沙丁鱼、三文鱼、烤豆子、玉米等食物交给厨师。

旅馆经理不反对我们这样做，他甚至有时还跟我们一起吃饭。但他强烈反对我们亲手拿着大包小包在街上走来走去。一天，我和经理还有革命流亡者一起坐在吧台，经理向我解释了其中原因，在海地，一个绅士哪怕拿着一块面包走在街上，大家也觉得是不合礼的。确实，我注意到那些穿鞋的人——穿鞋是上等阶层的象征——后面一般都跟着一个成年仆人，或者跟着一个黑人男孩或女孩，他们负责用头顶着所有的物品。即使是买一块肥皂——海地上等公民才买肥皂——售货员也不是将肥皂递给顾客，而是递给等在一旁的仆人。仆人把肥皂放在头顶，光脚小跑着跟在打空手的主人身后。旅馆经理看到两位美国绅士——显然是有钱人，因为我们穿着外套和鞋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抱着东西非常震惊。他迫切地说，他早就想提醒我们， 必须立刻停止这种行为。

“不要拿包裹。”

他坚持要纠正我的礼仪，我对他的警告不是很在意。他继续说，看到我和泽尔坐在旅馆前的草地上，同渔民、卖货的妇女聊天，甚至逗他们的孩子玩，他都觉得不合适，最不合适的是，我们居然和那些在海堤上光脚丫的码头工人玩多米诺骨牌！经理解释说，在海地，我们这样地位的人是不做这些事的。经理也是律师，他很愿意将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他断言我们在一起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我客气地说，很高兴有机会认识他的朋友。但与此同时，我告诉他，我对当地人的生活很感兴趣，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和感兴趣的人接触，尤其是因为上等阶层的海地人既不打鼓，也不跳康茄舞。我相信，他朋友家的派对和世上其他有教养人家的派对没什么区别。我试图告诉他，一个人在纽约可以边喝香槟，边聊普鲁斯特和纪德，但在纽约看不到康茄舞，看不到院子里一边玩牌一边守灵。他没有听我说完，摇头起身离开了。

但我确实见过他的一些朋友，发现他们都很随和。其中几个学过英语，喜读美国黑人报刊。那时，我担心有人认出我，知道我是诗人，我不想在海地抛头露面，没完没了接受宴请，去和不会打鼓的上等人吃饭。我想彻底放空，恣意躺在海滩上，和我感兴趣的人聊天，星期天去看斗鸡，和渔民出海。我不想整天穿着外套。

在海地还穿外套和鞋子？拜托！阴凉处都有三十八度。但经理成天穿着外套走来走去 , 海地角的有教养的人穿别的东西，简直闻所未闻。如果你有外套和鞋子，就得一直穿，以免别人误以为你没有，把你和没钱买好东西的农民归为一类。

还有一点一直困扰我，让我一直回避海地的上流社会，那就是黑白混血儿和黑人之间的种族界限。海地的“上等人”基于这个原因，冷漠高傲地把自己和工人阶级分隔开来。我回忆起在华盛顿的时候，黑人社会也是进一步分出等级，政府人员、大学教授和学校教师认为自己比一般蓝领黑人（不一定是穷人）要高级，我十分厌恶这种态度。尤其是在海地这样一个由奴隶把法国人赶走解放自己的国家，全境内的公民都因为肤色深浅被区分对待，不管他们是不是能买得起鞋，反正我个人更喜欢没有鞋穿的人。

经理再谈到这个话题时，我报以微笑，轻声提醒他还有一个没鞋穿的情人。他经常在旅馆和一个十分漂亮的光脚女孩儿过夜，不回家找老婆和孩子。他的情人来自山区，不到二十岁，巧克力色皮肤，身段柔软，在城里没待多久。“女人不一样，”经理说，“农家女孩儿，年轻，有活力，像芒果一样甜！但是，我不可能和她一起上街，绝不可能。”

旅馆里的员工原来都是农民。一天，我和泽尔坐在阳台，练习新买来的两个伏都大鼓，希望可以像海地人那样用手演奏。我们刚开始掌握简单的节奏，经理立刻跑上楼来用法语方言劝阻：“拜托啦，先生们！别敲那个鼓，别敲啦！干扰到员工了，他们听着鼓声没心思干活。再说了，这个鼓也不是你们绅士该碰的东西。”

“走，咱们出去，”泽尔用英语跟我说，“否则我要揍他了。”

那时，我们在海地过了大半个夏天，钱越来越少。我们就剩不到一百美元了。我们看完了海地角及周边有意思的事情。泽尔创作了很多素描、水彩和版画，还为我的诗集《亲爱的死神》设计了木板封面，这本诗集是我唯一私人出版的作品，艾米·斯宾加恩正在特劳特贝克用她的手动印刷机印刷。我每天沐浴在海地的阳光中，驱走了纽约那个混乱冬天的寒冷和困惑。现在，我做好了再次写作的准备。只是， 我不知道哪里能赚到钱， 让我坐在家中写作。但是我脑中回响着贝休恩夫人的建议：“把你的诗读给南方的学生听。”也许我可以从这种活动中赚到足够的钱，筹划下一阶段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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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鞋穿的人

海地人大部分都没有鞋穿。那些黑人要么是在早上光着脚丫踩在满是灰尘的地上走向市场，要么是在酒店光着脚丫轻声小跑着服务外国客人。是那些光着脚丫的人在太阳的暴晒下种植水稻田和甘蔗田，攀爬在高山的峭壁上，采摘咖啡豆以及在大海上破浪捕鱼。所有这些使海地这个国家吃饱穿暖的活，支付美国贷款利息的活，使外国商人富得流油的活都是那些没鞋穿的人在干。

正如经理的暗示，鞋在海地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但凡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地位的人都要穿鞋。被看到没有穿鞋意味着这个人是没有地位的低种姓贱民。海地的天气热到足以让所有人都不穿衣服，但是公职人员、职业人士、文员和教师即使在最热的天气也必须把外套扣得严严实实，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受这种罪。在一个不发达国家有这样的着装要求让我觉得奇怪和可悲，他们的平均工资每天只有三十美分，太阳又不知疲倦地炙烤大地。衣服在海地比较贵，加上高税收、工作岗位稀缺和低工资，从光着脚踩在地上到穿上皮鞋，从光着身子暴露在阳光中到穿上衣服，实现尊严的跨越，这一步是非常难的。但是也许一件外套和一双鞋被赋予了比单纯拥有更多的意义，也许那个意义是很久以前拥有衣服和鞋子的白人主人赋予的，具有了某种魔力，也许衣服和鞋子就是一种象征。

海地没鞋穿的人大多没有读写能力，没有权力。他们住在茅草屋或摇摇晃晃的房子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用有泡沫的水草在溪流中洗衣服，他们太穷了买不起肥皂。节假日，他们跳着欢快的舞蹈敬奉基督教和伏都教的神灵。外国轮船来到海地港口，用商品交换黑人生产的原材料：可可豆、咖啡、糖、染料、水果和大米。上层阶级的黑白混血儿把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正是因为有黑人种地、采摘果实、装船，精英阶层才变得更富有，更有文化，教育子女读写，送他们出游，成为上层人，有衣服和鞋子穿。

正是在海地，我第一次意识到，同种族内也有种族界限，深色皮肤的人会歧视来自同一种族但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毫无疑问，从旁观者的眼光来看，海地上流社会的人似乎是令人愉悦的有文化的群体，当然了，此前在这里的法国奴隶主有些也是令人愉悦的有文化的群体，但是海地奴隶不能享受他们的文化。

我到达太子港第一个周日的晚上，在战神广场，有个乐队在总统府前演奏经典乐曲，穿着得体的人们在灯火通明的演奏台周围走来走去。巧克力色皮肤和琥珀色皮肤的美女穿着凉爽的连衣裙，棕色皮肤的男士穿着白色西装，来来回回。我没有看到农民的身影。

那晚，我问人群中的一个海地人：“那些没鞋穿的人在哪里？怎么一个都看不见？”

“他们不能来这儿，”他说，“警察会把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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