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乱世”文明的毁坏：张爱玲创作中的现代“恐怖”和“虚无”

一九四五年，她（张爱玲）在一篇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一个人在黄昏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

本文摘自《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一书，为书中《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乱世”文明的毁坏——张爱玲创作中的现代“恐怖”和“虚无”》一文的部分内容。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作者：张新颖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6年4月

在张爱玲的意识中，时代的性质不仅处在方生未死的状态、梦魇般的暧昧不明、纠结难缠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其中蕴含着根本性的危机和个人完全无法挽救与抗衡的大颓势。《〈传奇〉再版的话》第一段，张爱玲似乎是高高兴兴、没心没肺地嚷着：“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可是这兴奋还没来得及展开，紧接着的催促声音就把它一扫而光：“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恍惚间，仿佛T.S.艾略特《荒原》第二部分里反复回响的催促声扩大到了一个汉语文本里：“时间到了，请赶快/时间到了，请赶快。”这并非一个偶然无稽的联想，张爱玲“来不及了”的内心声音正根植于她个人在自己身处的时代中产生的“荒原”意识——怕人不容易理解，所以她特别申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她甚至进一步去设想“天玄地黄，宇宙洪荒，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的情景，还设想“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什么样的人才能活下去的问题。

张爱玲一九四四年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世界大战的炮火仍然不肯息止，现实的情境显然不断刺激着她此前亲身遭受的香港战争的痛苦经验，使得这种经验一直居留在思想意识的核心区域，形成深刻的影响。“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虽然港战不过是大规模世界战争的一个小插曲，但是对于在读大学期间感受到它“切身的，剧烈的影响”的张爱玲来说，已经足以从战争撕开的裂口中窥见人性中的黑暗力量，文明岂止约束不住它，文明本身已经在它的爆发中毁坏了。文明的毁坏不能不使得与之紧密相连的现代性时间观破产：线性的、连续的、进步的、无限的、不可重复的时间观不能不作废了，历史等于时间，时间等于进步的文明信念不能不幻灭了。港战使张爱玲体会到时间的终结：战争之后的一切，都不过是“烬余”而已，没有文明来赋予意义，就只能陷入“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处在这种文明毁坏的境地中的感受，《倾城之恋》里做了非常出色的描述：

在劫后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白天这么忙忙碌碌也就混过去了。一到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壁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这种“什么都完了”的虚空，在小说里被描述为流苏在夜晚的清醒中所感知的存在的真相。“白天”人还可以用“忙忙碌碌”来“混”过去，到了晚上，就无法不直接面对虚无的威胁，无法回避尖锐的痛苦和真实的处境。《倾城之恋》里的流苏和柳原，本来不过是一对平凡的男女，各有各的小心计、小打算，他们之间互相逃避对方的“捕获”又想“捕获”对方的“上等调情”，虽然纠结着现实的因素，但大都不过是世俗现实的自私考虑罢了，绝不至于为人类文明毁灭这样的根本问题所困的。但张爱玲让他们在散步的时候撞到了一堵灰砖砌成的墙：“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这是张爱玲小说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经常被引用，可是在这个香港故事的情境中，它的出现颇为突兀，范柳原玩世不恭的形象出人意料地展现了精神上的深度和可感性——在此之前他还一直是个精神上模糊不清的人物。其时港战还没有爆发，这样的存在感受与其说是显示柳原的预见性，还不如说是透露深在他内心的虚无恐惧，这种深在的虚无的恐惧是他游戏人生的底子，也正是为了抵抗这种虚无的恐惧，他要在“什么都完了”的时候抓住“一点真心”，献出“一点真心”。忙于现实打算的流苏自然听不懂柳原的话，张爱玲自身在战争经验中深切体会的文明毁灭的虚无感受和思想，在这篇小说中先是赋予柳原，后来，等到战争发生，历经生死大劫之后，才让流苏产生精神上的觉悟，这个时候，“墙”的意象第二次出现，死寂的城市的夜晚，“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无生命的“墙”见证了文明的毁灭，而在洪荒世界的月光下闪烁的“三条灰色的龙”，流苏的意识已经明白，“只是三条虚无的气”。

张爱玲对文明毁坏后的虚无体验和末日情景描述，其实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除了上文提到的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其他可以沟通参证的作品自然也不在少数，譬如张爱玲所熟悉的劳伦斯的小说，还有她所特意说起的威尔斯（H.G.Wells）反乌托邦的悲观预言：“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了。常常想到这些，也许是因为威尔斯的许多预言。从前以为都还远着呢，现在似乎并不很远了。”这一方面可以做深入细致的求同求通的研究；据笔者所见，刘志荣尚未出版的张爱玲研究专著的第一章《时间的终结：遭遇虚无》就对张爱玲和威尔斯的作品进行参照比较，有相当翔实的论述。另一方面，针对一般而言不具有彻底虚无感受和整体性文明末日意识的中国文学来说，张爱玲创作的独特贡献就显现出来。

张爱玲，1944年于上海。

但张爱玲毕竟是中国的现实和文化环境中的作家，在经历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强力摧毁之前，她从小就深切感受着已经走到末路尽头的中国传统文明的衰朽、腐烂、封闭、乖戾和最后的疯狂。所谓的中国传统文明，到她能够亲身体会的时候，已经只是一个散发着前朝霉湿气味的旧家庭的情景，她的自传性散文《私语》，毫不掩饰地描述了她在其中找不到家的感觉的家：她出生的房子里留下了一种濒死文化的太多的回忆。“有太阳的地方使人昏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她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这其实是一个梦魇的世界，在张爱玲的叙述中，当父亲把她监禁起来以致差点病死的时候，拖着新一代“沉下去”的衰朽文明就暴露出了可怕的歇斯底里的疯狂：“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Beverl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张爱玲世俗人情小说中裂开的黑暗缝隙，乃至它所造成的对世俗人情世界的颠覆，都紧密联系着她个人的成长经验。

从父亲的家里逃出来，逃到母亲的家，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张爱玲的母亲是受“五四”影响甚深的新女性，她毅然离开吸毒蓄妾的遗少丈夫，长年远游域外，孤身奋斗一生。“这是一个极其有光彩的中国女性。可是这种光彩，是以牺牲子女对母爱的渴望为代价的。其代价的结果，是张爱玲本能地背离了她母亲的道路、文化和人生追求。……张爱玲的独特性格和文学成就，可以说，正是她母亲的反面。”在母女短暂相处的时间里，母亲西方近代文明色彩浓厚的教育计划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使正处在惶惑青春期的少女“思想失去均衡”，同时也失去对母亲的家的亲切柔和的感觉。“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意象，切肤般地表达出了失去一切依傍的存在体验，个人必须单独面对生命的虚无和不可知的命运。从父亲的家到母亲的家，从没落的中国传统文化到不能产生亲和力的西化的文明方式，在张爱玲对自己成长经验的回顾中，无家可归的感受最为深重和突出。不过，这种感受虽然从个人的痛切经验中得来，张爱玲却并不过度强调它的个人性，而是把她看成一个时代的人的普遍的遭遇。这样的时代，她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观念里借来一个词，称之为“乱世”。她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不多久，她又身历香港战争，目睹了人性黑暗力量的爆发对人类文明的毁坏。西方观念上的末日意识和中国文化里的乱世感在她的思想里纠结缠绕在一起，发酵出现代中国特殊的虚无形态。

这种特殊性表现在虚无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上，虽然联系得异乎寻常的紧密，通常却并不显现出来。张爱玲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关注现世的快乐、琐细的趣味、平凡的人情物理、可以计算的小小的物质利益，诸如此类，不过是“乱世的人”，用“得过且过”的方式对付虚无的人生底子罢了。除此之外，这些渺小、自私的男女，还能有什么更超然的办法？其实心底都清楚，因为有这个虚无的黑底子的威胁，快乐的现世是不能长久的，再平凡、再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也是不安稳的。所以得以超常的热情去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实在的东西。

这种虚无的精神上的启示，张爱玲曾经描述为一种扩大的“身世之感”。一九四五年，她在一篇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一个人在黄昏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吧，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经由这样一种推己及人的苍茫的“身世之感”，张爱玲深切体验的虚无里，不经意地透露出一种动人而平静的、宽广而有着落的悲悯情怀。这是张爱玲极少表露的，她更多表露的是她的聪明才智，尖酸刻薄，老练，洞见，兴致盎然的趣味，没心没肺的快乐……可是在心底里，她何尝不真心牵系着那些和自己一样在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人类文明的“毁坏”中挣扎求生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