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公开出版的中国文化人物日记，记述到1949年以后的，我先后看过的有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版）、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版）以及《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版）、《启功日记》（中华书局版）、《邓之诚文史札记》（江苏凤凰出版社版）、《马衡日记》（三联书店版）、《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版）、《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版）、《陈乃乾日记》（中华书局版）、《徐铸成日记：1947-1957》（上海三联书店版）等，饶有兴味。杨著书名“回忆录”，邓著书名“文史札记”，其实都是日记。现在又读到了柴德赓的日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柴德赓日记》三卷本，其中1949年以后的占了大约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时段到了1966年1月。柴德赓日记里有掌故，有山水风物，有世相，有学术，有心境，仿佛一部“微历史”。
1949年3月22日，这时北平已为解放军占领，柴德赓写给曾敏之夫妇信中有这样的话：“至于生活均按去年十一月所发数目，按市上小米价折合，内子得四百二十斤，余所得倍之，一家生活差堪维持。以视解放军及人民政府服务干部，穿大兵衣服，吃小米白菜，腰中不留钱之刻苦生活，吾辈实深愧恧。……解放军不乘三轮车及电车，不闯祸，不贪污，为人民服务……恨不能使南中亲友目睹之也。”讵料这位政治倾向左翼的“民主教授”，民进苏州主委，江苏省政协委员，1957年7月开始不断地作检查，日记中1957年7月2日夜“民进组织生活。【柴德赓自查提纲】……自己右派言论……”此后几乎每天的日记都有这类内容，当年11月9日日记还有“【学生】反右停课”的记录；9月28日日记：“……国庆以后的五周停课，进行整风反右……”直到第二年6月19日日记里才记录代表江苏师范学院党组织的教务长秦和鸣，在历史系“全系大会”上“最后发言”，宣布柴德赓“检查略告一段落”。可以想象这一年来柴德赓的心境。
1960年开始的头几年，柴德赓日记里的一些记载，或可让我们这些相隔70来年的读者，隐约感受当时的社会气氛。
姑先以1960年9-12月日记为例。
9月14日日记：午后江苏师院党委副书记吴甦在会上“报告本市及本院发现反动标语情况，号召全院协助破案……”21日“下午吴甦书记报告‘增产节约’……”30日“院中代购酒糖、鸡肉、藕、芋头等共12.05元，照顾甚至，讲师以上一律有，但党员则无，取之者亦未能安也。晚与璧至小公园，今日为余生朝，行年五十有三，思之殊无是处。”璧子，陈璧子，柴德赓夫人。
10月30日日记记录山西大同朱巽来信“言每月供应杂粮24斤”，这天日记出现“今冬明春度过灾荒”的句子。16日日记“顾蓓蒂来，言医学院发现反动标语二次……”
11月9日上午列席省人民委员会议，“管文蔚省长主持，刘顺元书记讲话”，日记简略记录刘顺元的话，其中谈农业“……前年谎报产量更不足论，今后准备三年不增加粮食标准，大办农业”。15日“令文书来，言浮肿之症又起，殊系吾怀”，令文，柴令文，柴德赓次女，北师大地理系毕业，当时在安徽宿县师专教书。20日“午后与璧子至南园访罗秀英父母，询其家生活，罗言今年蔬菜产量大减，目前不仅无出售，并公社食堂亦不够吃。”罗秀英是陈璧子江苏师院附中学生，考上北京邮电学院，附中即今苏州十中，清苏州织造署即在校园内。柴德赓日记里说粮食不够吃“此事余不能判断，然罗和尚老实人，当不致乱说”，罗和尚即罗秀英的父亲。农村粮食不够吃这件事，柴德赓老老实实说自己不能判断真伪，这也说明当时苏州城内像柴德赓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没有被波及，他的周围也还没有发生粮食短缺的事。25日日记“君衡来函道近日北京副食品紧张，晚餐无小菜……”君衡，柴德赓三子，当时在北大物理系念书。
12月7日“得令文函，言不能至车站，因宿县为防止人口外流，不售月台票”。13日“君衡来书，言同学中食盐过多，颇有得浮肿病者”。23日“耀平、邦衡同时来书，言北京副食品紧张之状”，耀平，柴德赓长子，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邦衡，柴德赓次子，清华大学汽车系刚毕业，学生分配方案还没公布。25日，星期日“八时至网师园，到七人，段天煜得浮肿病，同志们谓余亦有浮肿现象……”段天煜，江苏师院物理系副教授。
转眼到了1961年，这一年仅举1月份日记所记可略窥一斑。
柴德赓元旦期间到上海探亲访友，上年12月31日抵沪，傍晚和亲友“至珠江路、梅龙镇等酒家欲谋一餐，而不得，节日气象，此亦一端”。1961年1月3日下午坐火车从上海回到苏州，出车站，“欲乘三轮车，售票员不肯，告以足疾，语涉讥讽，余甚愤懑，与之争论，继思何事不可忍，遂徒步慢行……”服务行业发生这类事，在我们今日看来都是不可思议了。
6日“……晨起眼肿。至医务室，果然亦有浮肿现象……”
19日“……途经小公园，见一三岁多女孩痛哭找母，旁观者慰问之，终不止哭，盖其母亲弃之而去矣。近来此等事情有所闻，人何至于弃儿女，必有难言之苦，不审何以至此也。黄书意、吴静渊皆带一小孩，均不知父母为何人也。”黄、吴均为柴德赓同事。
20日“得伯兄书，略言北京副食品供应之艰难，并云有人一羊裘愿易粮票40斤，岂真有此等事耶。闻北京亦取缔自由市场，乃知苏州取缔亦有所本。”伯兄，陈伯君，陈璧子长兄，北大国文系毕业，教育部供职。这天晚上与友人闲谈“知多化工厂多停工待料”。
27日下午江苏省委统战部“听叶胥朝部长讲话……讲国内形势、改造、会后工作三部分。叶谓现在阶级关系紧张，反映在粮食、副食品等问题上，但仍是人民内部矛盾，希望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共同克服困难……”
困难时候，又时有老友去世的消息传来，1960年12月10日日记：“晤南开研究生陈鸣时，始悉顾羡季10月已作古人，为之太息，旧游如昨，息壤永隔，悲夫。”顾羡季，即顾随。
我读《柴德赓日记》到这几个年份，常想跳过不看。
好在到了1961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有所好转，文化政治空气亦有缓和趋势。日记里的亮色渐渐多了起来。
8月17日日记有与人“谈文教《六十条》”的记载。文教《六十条》即这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等学校六十条”，确立了以教学为中心的工作原则，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建立了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与党委领导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11月4日日记记载，柴德赓在南园宾馆苏州市委统战部会议上，直言“宁左勿右思想占上风”问题，为统战部许部长所同意。
接下来的1962年，在柴德赓可能是心情比较舒朗的年份，1961年下半年高校“六十条”贯彻，接着开年又有不期而至的佳事：1月至4月，翦伯赞和“北大诸君”来苏州编写审定《中国史纲要》，邀柴德赓与会一同讨论。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翦伯赞的信任，“北大诸君”学术同道的切磋学问，优游山水，间有对当时一些问题的交换意见，这在柴德赓是久矣夫未曾经历如此的欢愉时光了。
3月29日日记：“北大有人来信告翦老，言周扬同志说，老专家当著书立说，不必教大学生，有些教材质量不高，停下来，大家先读书。此说甚当。”
5月14日记写了在南京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广州会议报告的传达：“……至人民大会堂，上下午皆传达报告”，即广州会议传达，“报告内容极新鲜，然皆人情中语，近年党群关系每不正常，党员中有人骄傲自满以改造者自居，将知识分子推堕资产阶级深渊中，不唯不尊重，甚且处处干涉，影响团结，妨碍工作，三总理之言恨闻之不早也。”
北大给翦伯赞信里转述的周扬的话，三位国家领导人广州会议的讲话，都让柴德赓感受到了春意，感受到了光明在前。
陈垣。视觉中国。
4月29日送走翦伯赞和“北大诸君”离苏北返，不到半个月，5月12日柴德赓就接到去北京参加教育部“历史系教学计划讨论会”的通知。
柴德赓5月19日动身，20日早晨5点半列车抵京城，当天上午东兴隆街6号报到，下午2点即与三子君衡到兴化寺街5号拜见陈垣先生。这天柴德赓日记写道：“候援师午睡醒后相见。不来程门，忽又两年。三十余载老门生此行无他求，唯望时坐春风，使老人欢然一笑，便觉幸福无穷耳。”这儿不写“陈门”而言“程门”，或者取“程门立雪”的典故？柴德赓是陈垣在北师大史学系的得意弟子，自1935年8月至1955年8月，柴德赓除开抗战中有两三年离开北平，其他年头都是在陈垣身边工作，与余逊、启功、周祖谟被戏称为陈垣门下“四翰林”或陈垣“南书房四行走”。现在拜见老师，心里又预知即将来北京工作一年，重返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柴德赓的轻松愉快，恐怕是1955年9月以来所少有的。
柴德赓北京参会期间，抽空与在京师友互访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柴德赓在日记里都做了记录。
5月23日，陈选善“邀至文化俱乐部晚餐，晤杨东莼、徐楚波、雷洁琼、严景耀、谢冰心夫妇、章川岛、吴荣等。东莼同志甚殷勤……”陈选善当时是教育部高等教育第二司副司长，也是民进中央委员。
24日晚上至北师大，访赵光贤、何兹全、朱庆永、祁开智。前三人均为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祁开智，留美学物理学，受老师爱因斯坦的影响，对经典物理有专门研究，对理论力学、流体力学有较深的造诣，时任北师大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柴德赓的挚友。
25日，“十时杨东莼同志来访，言人楩兄夫妇坚约星期日至其家午餐。”杨东莼，历史学家，翻译家，当时是民进中央副主席（柴德赓是民进中央委员、江苏省副主委、苏州市主委）。杨人楩是杨东莼的弟弟，曾就学北师大英语系，后留学牛津大学，专长世界史，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这天“中华书局来电话言李侃调去学习，俟其回局来访”。华中师院王庆生也在这天来访，半个月前，5月10日柴德赓“惊悉华中师院历史系主任杨熙时先生因脑溢血5月1日逝世”，日记写了上面这句话后，继续写道：“别来半年，熙时殷殷问余近况，不谓突然逝世，熙时长余两岁，正有为时，人亦老实，而啬于年，哀哉。”从王庆生这儿柴德赓“略知杨熙时身后诸事”。
26日，上午方重禹（即舒芜）来，“精神犹昔”，“与重禹诣迩冬，迩冬余平生未见，重禹言其爱余书法，出于志诚，其居在李广桥街甲1号……果一见如故。即其家午餐，饭后为书《剑阁闻警》《迎神》两首……”迩冬，即陈迩冬，和方重禹同供职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天晚上陈垣邀宴柴德赓全聚德吃烤鸭，张重一、启元白、刘乃和及其尊人等同席，“记昔年亦有此居，共吃两鸭。”张重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北师大教授，也是柴德赓的挚友。
27日是星期日，这天的日程应该早有预约，行程比较密。上午先访人民大学教授尚钺，尚钺1959年曾以“右倾”被批，但此时“相见欢然，心境颇平和……”
尚钺家出来，12时至北大访杨人楩，在杨家午餐，三子君衡亦来同席。下午和君衡访让之（即余逊），“口齿不甚清楚，形象愈来愈像余老伯矣”，余老伯即余逊父亲余嘉锡老先生，“让之言余丈《辨证》《发微》《古籍校法》正谋付印”，这3部书即余嘉锡代表作《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古籍校读法》。余逊当时也是北大历史系教授。余逊1954年2月4日中风，这天是旧年正月初二，柴德赓日记记录：“晨周祖谟来，报告让之住中央医院已至弥留之际。急往院中，呼吸全仗氧气，危险万状。与元伯、奉生为其物色棺木，准备后事。”元伯，即启元伯，启功；奉生，即赵奉生，赵光贤。柴德赓当天的日记还写道：“同年兄弟，乃至此境，辛酸泪下，不能自已。”余逊后来被抢救了过来，但也一直未能痊愈，所以柴德赓日记说余逊“口齿不甚清楚”，相貌也呈老态。
从余逊家出来，“诣邓广铭兄，知翦老及邓、许、田等候余一上午，急驰往翦宅，与翦老相见，邓、许续来，翦、邓坚邀下星期四至北大历史系讲‘怎样掌握史料’……”对翦伯赞、邓广铭的“坚邀”，柴德赓在日记里写道：“情不能却，手无所恃，未免为难矣。”许、田即许大龄、田余庆。“翦老与吴晗同志约下星期二下午六时四川饭店一叙”。
28日，“【徐】伯昕同志邀余至文化俱乐部午餐，请顾颉刚、谢孝思、葛志成、吴荣作陪，二时归。”徐伯昕，时任民进中央秘书长。“晚与孙望同志至鲜鱼口便宜坊吃包子”，晚餐后又访陈垣先生。
29日上午十时“诣顾颉刚先生，观其藏书、笔记及《清代著述考》稿本，顾欲求助手，余推荐……午顾邀至康乐菜馆便饭……晚至四川饭店，翦老夫妇、吴晗夫妇及其小女并余刘腾，此宅宏敞异常，闻旧为公主府……今乃作高级饭店。”席间“多谈及历史剧问题，此事恐尚有一场辩论”。晚餐结束，“与翦老夫妇诣刘启戈夫妇……”，九时半归。刘启戈，世界史专家，尤以治欧洲中世纪史著称，当时任教北师大历史系。
6月1日傍晚“与乃和饭于恩成居”，乃和即刘乃和，恩成居在西单北大街。“吴于廑自高级党校来电话，未接到。”吴于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6月2日上午“八时半诣白寿彝，谈史学史问题”，白寿彝向柴德赓约稿，“余仍谦逊未遑也”，白寿彝赠柴德赓《学步集》。《学步集》是白寿彝这年刚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史学论文集。
师友间饮宴雅集，可知其时人际气氛的宽松，其乐融融。
在北京，受邀讲学是题中之另一要义了。柴德赓如约于星期四（5月31日）至北大讲学。这天下午一时，周一良、许大龄来接柴德赓“至北大作报告”，“邓恭三主持，学生二百数十人，图书馆长梁思庄亦莅会”。这次所讲即上月27日（星期日）翦伯赞所定题目“怎样掌握史料”，讲了两个多小时。结束后，“翦老出面于留学生食堂请吃晚饭”。第二天，6月1日下午，柴德赓又到北京师范学院作讲座，这天上午先访陈垣先生，“援师处午饭，饭后北京师院以车来迎……为历史系作学术讲演。”所讲内容同于在北大的，也是“怎样掌握史料”。
受邀约编著书稿或审稿也是其中一项内容。5月30日，“下午田珏同志来报告教材编写情况，余所编《中国历史名著介绍》亦在计划中。”田珏当时任职教育部，是教育部历史教材编写组秘书。50年代后中国大学历史系开设的“中国历史要籍及选读”必修课，始于陈垣20年代创设的“史学名著选读”和“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这两门课，陈垣在燕京、北师大、辅仁、北大多次讲授。柴德赓在北师大史学系修过陈垣的这两门课。1930年，陈垣在“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的讲稿上写有批语：“十九年六月廿五日试卷，师大史系一年生柴德赓、王兰荫、雷震、李焕绂四卷极佳。”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讲义，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第160页影印了这一段文字。柴德赓任教大学后，也曾长期讲授“中国史部目录学”和“中国历代文选”等课程。据田珏后来的回忆，翦伯赞讲过这样的话：“柴先生是陈援老的学生，他在江苏师院教中国历史名著介绍这门课，要编中国史学名著介绍，柴先生最合适。”（转引自宁侠等《柴德赓的成书、出版与遗憾》）。31日“上午李侃等两人来”，讨论蔡东藩《民国通俗演义》重印出版事宜。
师友间往来相会，也多有论学谈文的。5月20日抵京当晚，在陈垣先生宅邸，“乃和五时始来，共谈《滇黔佛教考》中删去‘人居大国方为贵’一句经过，想与抚掌。”《滇黔佛教考》即陈垣写于抗战时北平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5月22日“晚谒援老，见黄晦闻先生昔年介绍范文澜至辅仁教课书札，余初甚讶，记得此札早已赠与润孙，且装裱悬之墙上，何以来此，师谓得之琉璃厂。”黄晦闻，即黄节，北大教授，1935年1月病逝北平。润孙，即牟润孙，陈垣和顾颉刚的学生，曾任教辅仁大学，此时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6月2日因北师大校刊编委会武君来电话“以陈老名义约余为师大校庆写学术文章”，故柴德赓下午“四时半到兴化寺，君衡亦来，与援师共谈一小时”。翦伯赞前曾让柴德赓开史论书目，柴德赓把所开书目“请援师过目”，“即着君衡”送至翦伯赞处。完成上述事，当晚柴德赓乘坐10时23分的火车南归，“北京之行，至此告一段落”。
1962年春天翦伯赞在苏州修史，数次说起邀柴德赓回北京工作，最后确定邀柴德赓到北京审教材并在北大讲学（详见笔者刊布在潮新闻客户端上的《灯火南园第九楼：札记》）。教育部尚未正式来函，师友间已有传闻。柴德赓这年3月15日日记有记录，柴德赓在上海参加近代史学史提纲讨论会，“谭其骧下午参加，谭言闻人传说予有去中华书局之说，甚可怪，当即辟谣。”这回到北京开会，会议期间，借调北京的事也就落实了。5月21日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与翦【伯赞】通电话，知事已谐。”日记里没有写明何事“已谐”，但推测应该是指借调北京审教材这事。24日上午“十时翦伯赞同志来访，谈南京、扬州之行。回京之后，尚在休养之中，并云已征得周扬同志同意，由教育部调余来京编审教材。”柴德赓借调北京这事铁板钉钉了。29日，“上午休息。胡沙司长来电话征求余对调用有何意见，告以组织决定，无意见。”借调这事正式进入了“组织程序”。柴德赓已知“组织”的“决定”，故回复对“组织决定”表示“无意见”，真是相当得体。胡沙时任教育部综合大学教育司副司长。
这一次的京华十天，仿佛成为了柴德赓此后借调北京一年的工作、生活和交游的一个前奏或缩影。也预示了柴德赓将迎来他1955年9月以来最舒心最愉快的日子，迎来他学术生命的第二个黄金期。
即将借调北京这事既已落实，柴德赓的心境应该是相当舒展的。南归途中，应山东师院、曲阜师院之约，6月3日在济南下车，暂停数日，住山东宾馆，“此行本不拟麻烦山东师院，然廉立之……为余安排妥帖，又招待周到，殊觉不安”。廉立之为山东师院历史系教授。柴德赓为山东师院学生“讲‘读书、游历、看戏’三事”，学生反应热烈，“有时哄堂大笑”。在济南游了大明湖，原拟“访山东大学郑鹤生、徐绪典诸君”，因故未果；6月5日上午“郑鹤生、徐绪典二君闻风来，余1931年秋曾与俞韵琴先生同访北极阁下郑之书斋，见其图籍琳琅，惜未见主人耳，今又三十年，郑来访余，同乡学人，三十年而始见，欣悦可知……”郑鹤生后“又来，以香烟一条见赠，情意恳至，其居处遥远，两度奔走，尤令人难忘于为怀也。”6月6日至曲阜，为曲阜师院文史系学生讲“怎样掌握历史资料”。“阅《曲阜续志》《阙里志》。”杨向奎也在曲阜孔府研究档案，遂先后同访孔府、孔林。6月8日晚上柴德赓乘火车继续南行，9日抵南京，参加江苏省政协二届二次会议。
省政协会议期间，6月23日“与吴贻芳同志等谈将调京工作事……发翦老一书，告以北行无问题，行期当在8月”。吴贻芳，金陵女大毕业，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分管教科文卫。
南京参会期间，柴德赓4月20日写的论文《关于的作者王嗣奭》，6月17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出。
会议期间，柴德赓和书画家林散之诗和往还，可见心情之好。6月13日日记：“林散之和余旧诗。”18日，“雨，颇似黄梅天气”，柴德赓写诗赠林散之，本文标题即出自这首诗，“画里江山春不老”，说的是林散之的画，亦未尝不表达了柴德赓此时的喜悦。今录其全诗结束本篇札记：“十年碌碌废吟诗，喜向金陵得散之。画里江山春不老，生年襟抱意能知。新篇戛玉惊才捷，满幅游龙下笔奇。此会何须劳后约，夏云秋月总相思。”
这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史家柴德赓“微历史”，终卷在明亮的色彩中，真是令人长舒了一口气。
2025年8月24-25日，富春江畔古桐庐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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