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书中详细披露了许多鲁迅鲜为人知的史料，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章关于鲁迅先生死因的讨论。周海婴在该章中用极为严厉的语言，直指鲁迅的日籍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认为父亲的死与须藤医生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该章的发布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了热议的焦点，许多人开始质疑鲁迅的死因以及背后可能隐藏的深层次原因。
鲁迅的死因一直是一个谜，长期以来众说纷纭。1927年1月，鲁迅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当时，北伐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吴佩孚和孙传芳领导的华中、华东军阀节节败退，广州国民政府即将取得胜利。然而，4月12日，蒋介石在资本家和海外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后，国民党右派又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大屠杀，清算革命力量。
在此过程中，身为中山大学教务主任的鲁迅，立刻召集了各系主任，提出全力营救被捕的学生。然而，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暴力与强权，教授们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尽管鲁迅动用了自己在广州的所有人脉，仍未能救出被捕的学生。由于局势的恶化，鲁迅愤然辞去了在中山大学的职务，并开始发表一系列针砭时弊的言论，抨击国民党对革命者的大屠杀。
鲁迅对这场屠杀的愤怒表现得极为强烈，他通过杂文如《可无罪》和《小杂感》公开谴责国民党右派的暴行，认为这场反人类的大屠杀使整个中国陷入了血腥的深渊。尽管鲁迅并非共产党员，但右派还是试图将他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并借此威胁他。为了自保，鲁迅不得不放低姿态，改变斗争方式，收回锋利的言辞，将自己的立场更加隐晦地表达出来。
随着时局的恶化，广州变成了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方。鲁迅的朋友们十分担心他的安全，认为如果他继续留在广州，必然会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在朋友们的劝说下，鲁迅于1927年9月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并与恋人许广平开始了共同生活。从此，鲁迅也正式向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宣战。
1930年，鲁迅在上海的艺术大学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明确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批评当时部分文艺工作者的软弱。他提到，文艺创作要紧密结合实际社会斗争，避免脱离群众。此时，鲁迅不再写小说，他原计划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一个是关于杨贵妃的历史小说，另一个是关于红军的故事。但由于社会动荡，鲁迅未能实现这些创作计划。
随着时局的持续恶化，鲁迅的生活也变得愈发艰难。到1929年，鲁迅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下滑。长期的烟龄和日益加重的社会压力，让他感到身心疲惫。鲁迅的吸烟历史从他在日本求学时开始，几十年的抽烟史已经使他的身体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
到了1936年3月，鲁迅的病情开始明显恶化，他的体重降到37公斤，连日常的简单活动也变得十分困难。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清晨去世，享年56岁。虽然鲁迅患病已久，但他的去世依然令世人震惊。许多人知道鲁迅有肺部疾病，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他已接近生命的尽头。
鲁迅死后，关于他的死因，外界有很多猜测。尽管最为流行的说法是鲁迅因肺结核去世，但鲁迅的亲友对这一结论始终存在疑虑。萧红曾在鲁迅去世前几天与他共进晚餐，表示鲁迅的状态良好，似乎并不符合病重的表现。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和胞弟周建人也对鲁迅的死因提出了疑问。
周建人在鲁迅逝世初期曾认为，关于鲁迅死因的怀疑只是空穴来风，但随着时间推移，周建人逐渐意识到，鲁迅的死因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他发现，须藤五百三在治疗鲁迅时的治疗方案和实际病历存在不符之处。最终，周建人于1949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质疑须藤五百三的治疗方法，并引发了广泛关注。
须藤医生对鲁迅的治疗方法与日本医学界的专家意见不一致，尤其在鲁迅临终前，治疗的关键时刻，他没有采用积水抽取等有效的治疗措施。尽管如此，须藤却坚持自己独特的治疗方法，甚至在鲁迅病情加重后才提出采用积水抽取治疗，但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鲁迅逝世后，须藤五百三的病历报告中充满了空洞的赞美和模糊的治疗细节，这些做法引起了周建人和许广平的更多疑虑。尤其是在鲁迅临终时，须藤和护士对已经死亡的鲁迅进行心肺复苏，这一行为显然只是为了掩盖真相，迷惑鲁迅的家人。
与此同时，周建人和许广平还发现，须藤竟然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支持者之一。他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前往日本治疗，但遭到了鲁迅的坚决拒绝。这一系列的疑点逐渐揭示了鲁迅之死的真相，似乎与须藤五百三的治疗方法及其背景密切相关。
周建人和许广平在鲁迅死后的调查中，多次访问日本，并试图通过媒体寻找须藤的下落，但最终都未能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如今，距离鲁迅去世已有近九十年，但围绕着他的死因的疑云仍未完全散去。随着相关人物相继去世，鲁迅之死的真相似乎永远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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