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刊本《刘梦得文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
《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明茅坤编，坤有《徐海本末》，已著录。世传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坤盖有所本也，然右书今不存，惟坤此集为世所传。......然八家全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书肆选本，又漏略过甚，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百八十九）
唐宋八大家中，韩愈力倡古文，如茅坤所言:魏晋以后，宋、齐、梁、陈，迄于隋、唐之际，孔子六艺之遗不绝如带矣。昌黎韩退之崛起德、宪之间，溯孟轲、荀卿、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于是时，誉者半，毁者半。独柳宗元、李翱、皇甫缇、孟郊二三辈相与游从，深知而笃好之耳。何则？于举世聋聩中而欲独以黄钟、大吕铿鍧其间，甚矣其难也。又三百年，而欧阳公修、苏公轼辈相继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复趋于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难矣。（《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引》）
唐宋八大家，唐代仅选韩愈和柳宗元，“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元白诗笺证稿》数章论及唐代“古文运动”：
○ 第一章 长恨歌
寅恪案：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赵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寅恪尝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壹卷第壹期。其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拙文所以得如斯之结论者，因见近年所发现唐代小说，如敦煌之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游仙窟》等，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致非当时高才文士，（张文成例外。）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其低级骈体之敦煌俗文学及《燕山外史》式之《游仙窟》等，皆世所习见，不复具引。
......今观两志文因袭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一至若此，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是昌黎河东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夫当时叙写人生之文衰弊至极，欲事改进，一应革去不适描写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则其初必须尝试为之。然碑志传记为叙述真实人事之文，其体尊严，实不合于尝试之条件。而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此韩愈之所以为爱好小说之人，致为张籍所讥。观于文昌遗书退之之事，如《唐摭言》伍切磋条（参韩昌黎集壹肆答张籍书注，重答张籍书注，及《全唐文》陆捌肆张籍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云：
韩文公着《毛颖传》，好博簺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其一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其二曰，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
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
○ 第四章 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
复次，此传（《莺莺传》）之文词亦有可略言者，即唐代贞元元和时小说之创造，实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是也。......
《旧唐书》一六六《元稹白居易合传论》略云：
史臣曰，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摧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
寅恪案：旧唐书之议论，乃代表通常意见。观于韩愈，虽受裴度之知赏，而退之之文转不能满晋公之意。（见《唐文粹》八四裴度寄李翱书）。及《旧唐书》一六〇《韩愈传》，于其为文，颇有贬词者，其故可推知矣。是以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与欧宋重修唐书时，其评价迥不相同也。
又元氏《长庆集》四十《制诰·序》云：
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初约束不暇及。后累月辄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专掌内命。上好文，一日从容议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书，便其宜，宣赞之外无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从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浅近，无以变例，追而序之，盖所以表明天子之复古，而张后来者之趣向耳。
《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二三（汪立名本《白香山诗后集》六。），微之整集旧诗及文笔为百轴，以七言长句酬乐天，乐天次韵酬之。余思未尽，加为六韵诗。云：
制从长庆词高古。
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
寅恪案：今白氏《长庆集》中书制诰有“旧体”“新体”之分别。其所谓“新体”，即微之所主张，而乐天所从同之复古改良公式文字新体也。
《唐撼言》五《切磋》条略云：
韩文公着《毛颖传》，好博簺之戏。张水部以书功之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累于令德。”
《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盖《莺莺传》乃自叙之文，有真情实事。《毛颖传》则纯为游戏之笔，其感人之程度本应有别。夫小说宜详，韩作过简。《毛颖传》之不及《莺莺传》，此亦为一主因。观《昌黎集》中尚别有一篇以古文作小说而成功之绝妙文字，即《石鼎联句诗序》。（《昌黎集》二一）。朱子《韩文考异》六论此篇云：
今按方本简严，诸本重复。然简严者，似于事理有所未尽，而重复者，乃能见其曲折之详
白氏《长庆集》二《和答诗·序》云：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微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繁而晦其义焉。
据此，微之之文繁，则作小说正用其所长，宜其优出退之之上也。
唐代古文运动巨子，虽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然公式文字，六朝以降，本以骈体为正宗。西魏北周之时，曾一度复古，旋即废除。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昌黎集》三十）乃一篇极意写成之古文体公式文字，诚可称勇敢之改革，然此文终遭废弃。夫段墨卿之改作，（《唐文粹》五九）其文学价值较原作如何及韩文所以磨易之故，乃属于别种问题，兹不必论。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可无疑也。至于北宋继昌黎古文运动之欧阳永叔为翰林学士，亦不能变公式文之骈体。司马君实竟以不能为四六文，辞知内制之命。然则朝廷公式文体之变革，其难若是，微之于此，信乎卓尔不群矣。
○ 第五章 新乐府
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
○ 法曲
抑更有可论者，李公垂此篇原作既不可见，姑置不论。若微之乐天皆自称景慕外来天竺之佛陀宗教者，…… 是与韩退之之力辟佛法者，甚有不同。但何以元白二公忽于兹有此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议论？初视之，颇不可解，细思之，则知其与古文运动有关。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间接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古文运动为唐代政治社会上一大事，不独有关于文学。此义当于论唐史时详为考证，兹以轶出本文范围，故不多及，聊识其意于此。
○ 华原磬
此外尚有可论者，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论多矣，实则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其衷心之底蕴也。沈休文取当时善声沙门之说创为四声，而其论文则袭用自昔相传之宫商五声之说，韩退之酷喜当时俗讲，以古文改写小说，而自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此乃吾国文学史上二大事，而其运动之成功，实皆以古为体，以今为用者也。乐天之作《新乐府》，以《诗经》古诗为体裁，而其骨干则实为当时民间之歌曲，亦为其例。韩白二公同属古文运动之中心人物，其诗文议论外表内在冲突之点，复相类似。读此华原磬篇者，苟能通知吾国文学史上改革关键之所在，当不以诗语与策林之说互相矛盾为怪也。
（二）
纵观唐代，诗文并擅者无多，而刘禹锡享“诗豪”之赞，诗史上与白居易并称“刘白”；其文亦在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外别树一帜。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之地位，如文学家李翱（字习之）所言：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 耳。韩、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虑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赍恨无已，将子荐诚於刘君乎！（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
由此可知，中唐文章盟主乃韩愈（退之）及李翱（习之），同时伦辈，惟柳宗元（子厚）、刘禹锡（梦得）。禹锡除《天论》等哲理文章，其碑、记、表、状、启、铭、集纪、祭文等，均卽体成势而因时制宜，尽显才华；文字想象丰富、说理透辟、比喻精巧、征引贴切、论证严密而气机畅达。禹锡《祭韩吏部文》自许：“子长在笔，予长在论。” 道出其文长于说理。
瞿蜕园（1894 -- 1973），名宣颖，字兑之，以字行，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蜕园，文史大家，博通经史，对两《唐书》、《通鉴》以及历代职官深有研究；所著《刘禹锡集笺证》，注释精要不繁，尤深于名物典章诠解与史实人事考订，间参评语，则发微探隐，于唐代诗史多精到之见。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溆，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与同贬者号“八司马”）。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作《问大钧》、《谪九年》等赋数篇。又叙：“张九龄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悉徙五溪不毛处。然九龄自内职出始安，有瘴疠之叹；罢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华人士族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为开元良臣，而卒无嗣，岂忮心失恕，阴责最大，虽它美莫赎邪！”欲感讽权近，而憾不释。
元和十年（815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太和二年（828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太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旧唐书》卷一百六十 列传一百一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 列传第九十三）
○《天论》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穷 阨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骘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刺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蹻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蓺树，阴而揫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锺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事邪？惟告虔报本、肆类授时之礼，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招，奚预乎天邪？”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亦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已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
余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瞿蜕园笺证：
按：禹锡之论天人，虽似以天与人对立，但以天为自然之规律，人则顺应自然之规律以治人事者。人事有不尽而归怨于天，是常人之浅见也。此与宗元所云“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皆是有人而无天之说。故宗元以为与其说无异。惟刘氏立“天人交相胜”一义，于其初意有不尽符，而反滋读者之惑，宜宗元之不谓然。
又按：文中“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而以“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健老衰、气力相君长”为例，卽自然之规律也。禹锡所谓“天之能”也。“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春耕秋获，防水禁火，设政刑以资信守”，卽顺应自然之规律以治人事也。禹锡所谓“人之能”也。然若法制坏而不修，则赏罚祸福皆颠倒，宜赏而罚，当福而祸，人之所以胜天者旣失，则本由人者皆归之于天矣。宗元与禹锡皆以非罪而得祸，故深慨于人事之自紊而非天道之有知，其言之痛切者，有由也。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六章《古题乐府》：
......此十九首中最可注意者，莫如（元稹）《人道短》一篇，通篇皆以议论行之。词意俱极奇诡，颇疑此篇与微之并世文雄如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诸公之论有所关涉。盖天人长短之予，固为元和时文士中一重要公案也。
......韩柳刘三公之说甚悉，今不能具引，惟取刘论上篇稍详录之，以其为唐人说理之第一等文字也。至韩柳之说，则文人感慨愤激之言也。微之人道短一篇，畅论天道似长而实短，人道似短而实长。其诗中：
天既职性命，道德人自强。
之句，则与梦得，“天之道在生植。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似有所合，但细绎：
赖得人道有拣别，信任天道真茫茫。若此撩乱事，岂非天道短，赖得人道长。
之结论，则微之自别有创见，貌似梦得为说理之词，意同韩柳抒愤激之旨，此恐非偶然所致，疑微之于作此诗前得见柳刘之文，与其作《连昌宫词》之前亦得见乐天新丰折臂翁昌黎和李正封过连昌宫七绝受其暗示者相似。...... 考微之与柳刘往来不甚频密，则远道寄文之可能不多。然微之于元和十年春曾与柳刘诸逐臣同由贬所召至长安。又于元和十年至十二年间在通州司马任内尝以事至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兴元。兴元者，西南一大都会，而文士萃集之所也。柳刘文名高一世。天人之说尤为奇创，自宜传写流布于兴元。是微之于元和十年至十二年之间，在长安与兴元两地，俱有得见柳刘二公天论与天说之机缘也。
○ 答柳子厚书
禹锡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书爰来，屑末三幅，小章书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怀，胶结赘聚，至是泮然以销，所不如晤言者亡几。书竟获新文二篇。且戏余曰：将子为巨衡以揣其钧石铢黍。余吟而绎之，顾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气为干，文为支。跨跞古今，鼓行乘空。附离不以凿枘，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诚悬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戏余，果何如哉！夫矢发乎羿彀而中微存乎他人，子无曰必我之师而能我衡，苟能则誉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岁，理言芜而不治，临书轧轧不具。禹锡白。
瞿蜕园笺证：
按：文中有“索居三岁”之语，当作于元和三年（八0八）间，宗元在永州，禹锡在朗州，情怀颇不自聊，故文字亦结轖乃尔。其评柳文曰：“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可谓知言。亦非志同道合者不能作此语。从来评柳文者殊未见引此数语
又按：文中“小章书仅千言”合之外集卷七与宗元论书法诸篇，知禹锡深服其书法之精，故于宗元殁后有“草圣数行留坏壁”之语。（见卷三十《伤愚溪诗》）而柳书章草传于中原绝少，故宋人已不知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 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途窈然无闻。” 惟幸《因话录》载：“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
○ 与柳子厚书
间发书得《筝郭师墓志》一篇。以为其工独得于天姿，使木声丝声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绎，学者无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访车子不能曲尽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闻善音，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骛心得。倘佯伊郁，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师与不可传者死矣，弦张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闻。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册者是已。余之伊郁也，岂独为郭师发邪？想足下因仆书重有慨耳。不宣。禹锡曰。
瞿蜕园笺证：
按：此为宗元所作《筝郭师墓志》而发。原文有“丁酉之年秋旣季”一语，是元和十二年（八一七）之秋，禹锡贻书当亦必在是年。宗元文写不遇而失意之士，空抱绝艺，冥行孤往，以戕其生，意至哀惋。禹锡复申言我辈死后纵能存于书册，复有何用？直道出宗元与己之心事。久谪之余，郁伊善威，无怪其然。
附录 柳宗元筝郭师墓志（《柳河东外集》）
郭师名无名，无字。父爽，云中大将。无名生善音，能鼓十三弦。其为事天姿独得，推七律三十五调，切密邃靡，布爪指，运掌腕。使木声丝声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绎。学者无能知。自去乳，不近荤肉，以是慕浮图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缁入代清凉山，又南来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无抚弄。
吴王宙刺复州，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号知声音，抃蹈以为神奇。会宙贬贺州，遂以来。性爱酒，不能已，因纵发为黄老术。薛道州伯高抵宙以书，必致之，至与坐起。伯高，褒斜人也。嗜其音，至善处辄自为击节，教阍管谨视出入。饵仄柏，不食谷。三年，变服遁逃九疑丛祠中，披取之，益善亲遇，终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岣嵝山求道簶，会欧阳师死，不果受。张诫副岭南，又强与偕。诫死，至是抵余。时已得骨髓病，日犹鼓音四五行。居数日，益笃。既病，自为歌。死三日，葬州北岗西。志其词曰：云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与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阙其团于是始。心为浮图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弃。
宋版《柳先生文集》
○ 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文集序
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初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
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至九年为名进士，十有九年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称首，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是岁以疏隽少检获讪，出牧邵州，又谪佐永州。居十年，诏书征不用，遂为柳州刺史。五岁不得召，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某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某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二通，行于世。
子厚之丧，昌黎韩退之志其墓，且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于文章少所推让，亦以退之言为然。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瞿蜕园笺证：
按：柳宗元之与禹锡，其科名、宦迹、年齿、趣尚无不相同，宜其被祸亦同，名为王、韦之累，实则别有被谤之由，皆以营求仕宦未途所欲者羣起流言所致也。宗元之自迹，一则曰：“狠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煽，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见《寄许京兆孟容书》）再则言：“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幸乃一售，不得者 诪张排拫，仆可出而辩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有喙有耳者相邮传作丑语耳，不知其卒云何。”（见《与裴埙书》）三则曰：“向者进当臲卼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门哉？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见《与萧翰林俛书》）与禹锡上杜佑与武元衡二书（见本集卷十及十八）所言颇有相似者。皆由仕宦中人飞短流长，自相倾陷。其中“一旦快意，更造怨”一语尤可玩味。不止其敌，卽其友中亦有入室操戈者，禹锡作《口兵戒》（本集卷二十）亦卽其意。禹锡相知旣切，而必以墓志及祭文推韩愈为之，殆欲避党同之嫌而坚传世之效耳。独编集乃自任之。其所编次，盖极精审，与今世所传不尽同。柳集五百家注载绍兴丙子张敦颐《韩柳音释》序云：“柳文简古不易校，其用字奥僻或难晓。给事沈公晦尝用穆伯长、刘梦得、曾丞相、晏元献四家本参考互证。”然则刘本在宋时犹存。
○ 口兵戒
余读蒙庄书曰：“兵莫惨于志，莫邪为下。”缺然知志士之伤夫生也。他日读远祖中垒校尉书曰：“口者，兵也。”衋然知言之为兵，又惨乎志。因博考前载，极其两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愤，不过无从容于世耳。口兵之起，其形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为急，作诫以书于盘盂。
五刃之伤，药之可平。一言成疴，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途奔救。投方效技，思恐其后。人或罹谮，比肩狐疑。借有纷解，毁辄随之。故曰：舌端之孽，惨乎楚铁。夷灶诚谋，执戈以驱。掩人诚智，折笄以詈。贤者诲子，信其有旨。发言之难，往古犹尔。辩为诈媒，默为德基。玉椟不启，焉能瑕疵？犨麋深居，孰谓可嗤？戒哉我口之启，尔心之门。无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瞿蜕园笺证：
按：文中“人或罹谮，比肩狐疑。借有纷解，毁辄随之。”数语，盖深慨谗人之罔极。本集卷十《上杜司徒书》亦痛陈此意。当时朋辈中必有坐视禹锡之困阨甚至投井下石者，吕温集中《由鹿赋》亦犹此意，所指何人，今不可知矣。
○ 论书
或问曰：“足以记姓名而已，工与拙何损益于数哉？”答曰：此诚有之，盖举下之说尔，非中道之说。亦犹言居室曰避燥湿而已，言衣裳曰适寒燠而已，言饮食曰充腹而已，言车马曰代劳而已，言禄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闶门丰屋为美，笥衣裳必以文章遒泽为甲，评饮食必以精良海陆为贵，第车马必以华辀绝足为高，干禄位必以重侯累封为意。是数者皆不行举下之说，奚独于书也行之邪？《礼》曰：“士依于德，游于艺。”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谓。艺者何？礼、乐、射、御、书、数之谓。是则艺居三德之后，而士必游之也，书居数之上，而六艺之一也。语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则博奕不得列于艺，差愈于饱食无所用心耳。吾观今之人适有面诋之曰：“子书居下品矣。”其人必逌尔而笑，或謷然不屑。诋之曰：“子握槊奕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愧，或艴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艺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众尚之移人也。
问者曰：“然则彼魏晋宋齐间亦尝尚斯艺矣。至有君臣争名，父子不让，何哉？”答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宁以尚之之弊规我欤！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缪尚之而贤臣莫赎。黄老者至道也，窦后尚之而儒臣见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谓中道而言书者何？处之文学之下，六博之上。材钧而善者得以加誉，遇钧而善者得以议能。所加在乎誉，非实也，不黩于赏。所议在乎过，非实也，不紊于刑。夫如是，庶乎六书之学不堙坠而已乎！
瞿蜕园笺证：
按：禹锡亦工书法者，今所传杨岐山《乘广禅师碑》是其所书。故有此论。
○ 魏生兵要述
余为书殿学士四年，所与居皆鸿生彦士。一旦诏下，怀吴郡章而东，门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吴中富士必有知书，宜为太守所礼者。及下车，阅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将所著书来谒，曰：“不佞始读书为文章，凡二十年，在贡士中，孤鸣甚哀，卒无善听者。退而收视易虑，伏北窗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编。度诸侯未遑是事，将笈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予取其书观之，始自黄帝伏蚩尤，终于隋氏平江南，语春秋战国事最备。磅礴下上数千年间，其捃摭评议无遗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贵人，宜有虚已而乐闻者。子盍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独善鸡鸣，弹长铗，三五九九之伎，颛之而已。
瞿蜕园笺证：
按：此当是大和六七年（八三二、八三三）间在苏州时徇人祈请之作。鉅鹿魏生指其郡望，非谓其为鉅鹿人。观其自言“读书为文章，凡二十年，在贡士中，孤鸣甚哀，卒无善听者。”可见唐时文士萦心科名，穷老不遇之状。禹锡为其撰《兵要》作序，不曰纪，亦不曰引或解，但曰述，以其书之不足道，聊徇其意为之荐扬耳。
（作者：成小秦，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翻译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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