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考了十几次,全部落榜。他骂了一辈子,没人能堵住他的嘴。他活了七十七岁,把整个晚唐的腐烂看了个遍,然后用一支笔,把这一切钉进了历史。他叫罗隐——那个唐朝最"负能量"的诗人,却写出了让后世千年都在引用的句子。
公元833年,唐文宗太和七年,罗隐出生在浙江新城,就是今天杭州富阳的新登镇。
那一年,唐朝看起来还撑得住。开元盛世的余晖没有完全散去,街上还有人背李白的诗,长安还是天下读书人心里那个终点站。可只要往深处看一眼,宦官已经把持朝政好几十年,藩镇各自割据像一块块烂肉挂在帝国身上,科举场里跑的不是才学,是钱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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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就在这样一个年代出生,长在一户寒儒人家。
穷,但聪明。史料记载他"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少年时就以才学在乡里出名,文章写得好,脑子转得快,七岁就能作文,稍长之后文采更是传遍乡里。问题是,他不只知道自己写得好,他还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知道。
史书给他留了一笔评语,几个字说尽了一切——"恃才忽睨,众颇憎忌"。
翻译成人话就是:仗着自己有才,看谁都不顺眼,然后谁都看他不顺眼。
这不是什么好开局。
但少年时的罗隐不管这些。他读书,他写诗,他把自己的才华磨得越来越锋利,然后抱着一腔热血,朝着长安出发。
那个年代,进士及第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正途。考上了,就是天子门生,从此踏上仕途;考不上,再有才学也只能在泥地里扑腾。罗隐当然知道这条路的规则,但他以为,只要文章写得足够好,规则就会为他弯一弯。
他错了。
但这个错误,让他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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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59年,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底,罗隐抵达长安。
他已经二十七岁了,带着多年积累的文章,带着自认为无人能及的才气,走进了这座城市。长安不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每年都有一批穷秀才从四面八方赶来,攥着一叠文章,眼睛里放着光,相信这座城会为他们打开大门。
大多数人,都是带着破碎的眼神离开的。
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落榜。
这不稀奇。长安的考场每年挤进来几千人,能过的不到三十。罗隐安慰自己:发挥失常,下次再来。
第二次,落榜。
开始觉得有什么不对,但还没看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第三次,落榜。
这一次他忍不住了,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找考官,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考官皱着眉头说,你的文章太犀利,让人费解,回去好好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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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回去了。他憋着一口气,第四年把自己的锋芒收了收,写得更"讨喜"一些,顺着考官的口味走,不那么尖刻,不那么刺眼。结果呢?
落榜。
这次考官给的理由换了一个方向:文章没有深度。
你看,这就是晚唐科场的精妙之处——锋芒太露,不行;藏着掖着,也不行。标准永远是活的,活在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手里。太锋利,你伤到了权贵;太平庸,你没有打点到位。怎么样都是错,因为问题根本不在文章。
第五年、第六年,罗隐继续考,继续落。
第七年,他终于看清楚了一件事。
那一年的放榜,一批达官子弟的名字出现在榜单上,有几个人的文章他亲眼见过,水平之差让他牙疼。但名字就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堂堂正正,没有任何人质疑。钱进了考官的口袋,名次就进了卷子的栏里。这不是考试,是买卖。
他站在那张榜前面,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停下来看他。
这年他三十多岁,在长安漂了七年,没有中第,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兜里的钱越来越少,额头上的皱纹越来越多。这座城市对他没有任何歉意,它只是照常运转,照常把那些没钱没背景的人像沙子一样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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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没走。
因为他没有退路。 回去能做什么?回乡做个穷书生,把一肚子才学烂在田埂上?罗隐接受不了这个结局。他继续待在长安,继续等,继续考,一边等一边写。
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罗隐参加科考已经是第十个年头。
还是落榜。
就在这一年,他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己七年来在长安写下的杂文和小品,编成一本集子,起名叫《谗书》。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在序言里自嘲:别人用书换来荣誉,他用书换来羞辱;别人用书换来富贵,他用书换来贫困。这书就是他拿来"谗媚"自己”的东西,所以叫《谗书》。
自嘲归自嘲,这本书的内容一点都不软。里面满是对朝廷腐败的批判、对权贵的讽刺、对不公世道的愤怒,批判宦官乱政,批判藩镇跋扈,批判皇帝的昏庸。有人读完送他一首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意思是,你这本书写得是好,但你这辈子的功名也就到头了。
这话是对的。
《谗书》一出,统治阶级彻底把他拉进了黑名单。后来唐昭宗有一次动了念头想破格录用他,立刻有人跳出来,把罗隐写过的一首讽刺先帝的诗当作证据,指出这首诗在称赞唐玄宗的同时还在讽刺他,皇帝一听,二话没说,直接把他的名字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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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用文章把自己所有的出路都堵死了。
但他还是没停笔。
实际上,"十上不第"还不准确。史料记录他"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加上后来断断续续又考了几年,总共参加了十几次,次次落败,史称"十上不第",是对他科场命运最简洁也最残忍的总结。
考了这么多年,换了三位皇帝——宣宗、懿宗、僖宗。长安的城墙没换,科场的黑幕没换,换的只是他脸上一年又一年新添的沧桑,和文章里一年又一年加深的愤怒。
除了才学和文章,他一无所有。
公元867年之后,罗隐没有彻底放弃,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然后开始在各地幕府里找出路。
咸通十二年,他进入湖南观察使幕府,任衡阳主簿。此后辗转淮、润各镇,做幕僚,皆不得意。
这段日子他到处漂,哪儿都待不长。不是他不努力,是他那张嘴、那支笔,走到哪里都不受待见。他看见什么不公就要写,看见谁荒唐就要讽,对着统治阶级的种种丑行毫不留情地下刀,没有人喜欢身边有这样一块镜子。
然后,黄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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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80年前后,黄巢起义的烽火席卷大半个中国,长安陷落,唐僖宗仓皇出逃,一路跑到四川去了。那个被读书人奉为终点的城市,瞬间成了战场。整个帝国摇摇欲坠,天下大乱,路上都是难民和溃兵。
罗隐选择了隐居九华山,躲避战乱。
这段日子,他没有官职,没有前程,只有时间和一支笔。他写诗,写文章,写他见过的这个破碎世界,把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见闻和愤怒,全部压进文字里。
就在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到达了真正的高峰。
他写《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蜜蜂走遍高山平地,采遍百花,酿成蜂蜜,最后这蜜便宜的是谁? 这首诗表面在写虫,实际在写所有被剥削的劳动者——他们拼了命,到头来什么都不属于自己。那些"风光尽被占"的人,从来不采花,只等着开仓取蜜。罗隐把这个道理写进七言绝句,简单,直接,没有一个废字。
他写《雪》: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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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说大雪是瑞兆,丰年的好兆头。但是等等,就算来年真的丰收了,那些年年交租缴税、连口粮都不够的百姓,处境又能改善多少?更何况,长安街头那些冻在寒风里的穷人,眼下这场大雪对他们来说是什么? 瑞雪兆丰年是地主的逻辑,对穷人来说,这场雪是催命的。
他写《自遣》,把自己的处境写成了万古名句: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这句话后来被无数失意人引用,用了一千多年还没用完。表面上是"活在当下"的洒脱,实际上是一个人把所有选择都堵死之后,剩下的唯一出路。不是想开了,不是看淡了,是真的没得选了,所以不如先喝今天的酒,明天的愁明天再说。
他写《西施》,旗帜鲜明地反对"女人祸国"的论调,比很多把"安史之乱"归咎于杨贵妃的诗人,高明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写咏史怀古诗,一篇一篇地把历代帝王的荒唐钉上耻辱柱;他写《谗书》里的小品文,把晚唐政治的腐烂一刀一刀地剔出来,摆在人面前,让人看清楚这具帝国尸体到底烂到了哪里。
他记录的,是一个帝国临终前的真实模样。
后来元朝人方回编《瀛奎律髓》,收录了七十八首唐宋咏史怀古诗,罗隐一个人占了八首。在才人辈出的大唐,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不言而喻。
近代鲁迅说得直接:"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是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这评价,是同类对同类的认可。鲁迅最欣赏的,从来是那种不肯弯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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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个年代,罗隐的文字带给他的不是功名,是麻烦。他讽刺的对象太多,得罪的人太广,走到哪里都有人举着他的诗文当证据,拿来堵他的路。更讽刺的是,他讽刺的那些丑陋,在他活着的时候一件也没消失,但他的名字却因此被排挤出了庙堂。
然而他停不下来。那些压进笔尖的愤怒,如果不写出来,他自己先就会碎掉。
公元887年,唐僖宗光启三年,罗隐五十五岁。
已经没有人再提科举的事了。那条路对他来说,不是没走通,是彻底堵死了。科举和仕途,是他做了三十年的梦,换来的是三十年的碰壁。梦醒了,人还活着,得找条别的路走。
这一年他从九华山下来,回到故乡浙江,去拜见一个人——新任杭州刺史,钱镠。
钱镠是当地临安人,比罗隐小十九岁,早年靠贩盐起家,后来做了军头,靠着十几年征战和功劳,一路打到杭州刺史的位置。不是读书人出身,但是有眼光,有魄力。他对大多数文人是鄙视的——曾经有名士入浙拜谒,不肯按他的要求写文章,钱镠二话不说,直接把人扔进江里淹死。
所以当罗隐去见他的时候,带着极大的不确定。
但罗隐是聪明人,他知道怎么开这个口。他带着自己的诗文卷子,把一首在武汉写的诗压在卷末。诗里有两句话,意思说得很明白:有一种人,不识大才,白白埋没了英雄——指的是当年容不下名士祢衡的黄祖。言下之意,是在考量钱镠:你是那种人,还是真的有容人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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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镠读完,大笑。
然后当场以殊礼相待,给了罗隐极高规格的接待。史书上说,钱镠"览之大笑,因加殊遇"——读懂了,也接住了。
两个人之间,就这样定了一种关系。
此后,罗隐在钱镠幕府待了将近三十年。
这三十年,是他人生里最后一段时光,也是他唯一一段被人真正使用的岁月。他历任钱塘令、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给事中、盐铁发运副使等职,一步步做上去,人称罗给事。学术研究者李定广在《罗隐年谱》中考证,钱镠建立吴越政权的过程中,罗隐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一时制度规划,多乐听从",重大决策都会认真听取罗隐的意见。
那本名为《吴郡名贤图传赞》的史籍,评价他八个字:"江东罗生,槃槃大才。" 后面跟着"策名吴越,伯业以开"——伯业即霸业,意思是钱镠能打下这片基业,罗隐在其中居功不小。
这是他五十五岁才等来的认可。迟了,但到了。
后来后梁的朱温——就是那个最终灭掉唐朝的人——也听说了罗隐的名气,派人来请他,开出的条件是右谏议大夫,那是个相当重要的官职。
罗隐拒绝了。
他不只是拒绝,他还去找钱镠,说了一番话:王爷你是唐朝的臣子,就算北伐打不赢,起码也得挥师出征,不能跪着向朱温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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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镠没有听这个建议,但对罗隐更加敬重了。因为他清楚,罗隐被唐朝打压了几十年,科场屡屡落第,被权贵一次次排挤,有足够的理由去恨那个朝廷。可他没有。他还在替它说话,还在坚持那份他认为正确的道义。
这不是愚忠,是骨气。 世上能保住这种骨气的人,本来就不多,而罗隐保了一辈子。
公元910年,五代后梁开平三年,罗隐七十七岁。
他已经很老了。在晚唐诗人里,能活到这个岁数的极少。那个年代的文人,动辄颠沛流离,兵荒马乱,病死、困死、被牵连进政治风波死,能好好活到七十七岁,本身就是一件稀罕事。
他卧病在床,走不动了。
钱镠亲自来看他。
那时候的钱镠,已经不只是一个杭州刺史,而是吴越王,东南一方的霸主,手握雄兵,号令一方。他来看一个老文人,亲自到床前探望。两个相差十九岁的人,从四十年前一次投卷相遇,到如今一个垂垂老矣、一个权倾东南,站在同一个房间里,那种滋味,是说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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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镠看着躺在那里的罗隐,沉默片刻,提起笔,走到屋子的墙壁前,写下了两句话:
"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
黄河终会有变清的一天,但像你这样的才华,后世再难有人继承。
这不是客套话。这是一个掌权者,对一个被时代辜负的文人,最真诚的认可。他见过太多文人,也杀过文人,但他清楚,这个叫罗隐的人,是不一样的。
史料记载,罗隐见状,从病床上撑起身,在钱镠那两句话后面续了两句:
"门外旌旗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
然后叫人拿红纱把这几句诗盖住,说,盖住吧,此后恐怕没有文脉能续得上了。这个动作,有人说是谦辞,有人说是预言,但不管哪种解释,那都是罗隐最后一次为文字做的事——死前还在写,还在表达,还在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不久之后,罗隐去世,卒于钱塘,世称"罗给事"。
罗隐死后,在唐末五代,他的地位是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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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宰相沈崧评价他"名宣宇县,誉播寰区"——名声传遍天下。他的诗在上层文人之间流传,也在市井百姓口中传唱,不只因为它们写得好,更因为它们说的是人人心里有、嘴里说不出的话。他与罗虬、罗邺并称"三罗",是那个年代文坛里响当当的名字。
宰相郑畋曾经收到过他的贺诗,转头对儿子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我不是高兴你考中了,我是高兴你得到了罗隐的一篇文章。
这就是当时他的分量。
然后,宋朝来了。
宋朝文人讲究"温柔敦厚",讲究讽刺要含蓄,要"主文谲谏",要让人觉得你在说理不是在骂人。罗隐偏不。他的讽刺从来不拐弯,直接落刀,刀刀见血,打在哪里,血就从哪里流出来。
这在宋代的审美标准里,叫做"不够雅正"。
加上他的诗写得"通俗易懂",喜欢用民间口语,读起来像白话——这在当时正统文人看来,是在拉低文化格调,是不够"高端大气"的表现。于是,那些把自己标榜为"正统"的文人,开始有意无意地绕开他。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对罗隐一笔带过,没有列传,没有品评,就像他从没存在过一样。
从晚唐的文坛泰斗,到宋朝以后的"寻常诗人",他的地位就这样掉下来了。一掉就是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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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有人还拿他的相貌说事,说他"貌古而陋"、"乡音乖刺",把科场失败和长相挂钩,暗示他落榜是因为人不像样。这逻辑用在一个靠文章取士的考场里,本来就是荒谬的,但写进史书,就成了"正史有载"。
直到民国,鲁迅出现了。
鲁迅在自己的文章里专门提到罗隐,说《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给予了高度认可。鲁迅的眼光向来刁钻,他看人看作品,看的是有没有一块真正的骨头在里面。罗隐有,而且硬。
经由鲁迅的评价,学界开始重新打量罗隐,开始认真研究他的诗文,开始意识到——这个人被埋没了太久。
但即便如此,到今天,罗隐在普通大众里依然不够出名。
他没有李白那样的仙气,没有杜甫那样的沉郁,也没有白居易那样的平易近人。他的诗,尖刻,直接,充满愤怒和无奈,不那么适合在明媚的心情里欣赏,更适合在被生活摁进泥里的时候,突然被他一句话戳中,然后哑口无言。
但他留下的那些句子,活得比他名字更久。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每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大概都说过这句话,或者想过这句话,哪怕他们不知道这是罗隐写的。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每一个拼尽全力却落了空的人,大概都有那么一个瞬间,觉得这句话说的就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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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罗隐的奇特之处——他的名字可以被遗忘,他的句子却无处不在,藏在人们最失意的时刻,藏在那些不需要说话只需要点头的瞬间。
罗隐考了十几次,全部落榜。
这不是他的失败,这是那个时代的失败。一个选拔人才的机器,把才学最出众的人一次次赶回去,却把钱到位的纨绔子弟送上台,这个机器,从一开始就坏了。
罗隐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写《谗书》,写《蜂》,写《雪》,把这个坏掉的机器一笔一笔记录下来。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但他没有闭嘴。史书给他留了"负能量诗人"的标签,但他的"负能量",是对不公正的清醒认知,是对权贵的拒绝妥协。这种清醒,在那个年代,比任何正能量都要稀缺,也比任何正能量都要重要。
公元910年,他死了。
身后七十七年的岁月,一段段拆开来看,全是失败——落榜,漂泊,碰壁,被排挤,被打压,半辈子在路上,半辈子在等一个不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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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写下来的那些字,一个都没有死。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句话,从公元867年活到了今天,还会继续活下去,只要还有人在某个深夜被生活压着喘不过气,只要还有人在失意的时刻需要一句话撑住。
你说,他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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