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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多难忘忧家国
革命家、诗人、鉴藏家杨庶堪
江 荞
杨庶堪（1881—1942），字沧白，在重庆有一条纪念他的街名“沧白路”。更多的人知道“杨沧白”是位革命家、诗人、书法家，但他亦是瓷器鉴藏家，则少为人知。
一、秘组公强会，立身革命人
杨庶堪出生于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幼承父教早悉经史，17岁入重庆经学书院，师从华阳名儒、经学书院山长吕翼文习经史词章。当时同县的邹容也在这里学习，但少年邹容“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翼文惧，摈之”。不久，邹容即被担心引祸的吕翼文开除。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杨庶堪入重庆译学会，与先已在此的邹容等，向英国牧师和日本教师学习英文日文。两年后邹容赴日本留学的官费生资格被取消，在杨庶堪与同学朱蕴章的经济帮助下，得以顺利赴日。邹容回国后，写出了轰动朝野的《革命军》。
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间（1901—1902），杨庶堪与同县举人、重庆《渝报》副主笔梅际郇等一批志同道合之士，成立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秘密小团体——公强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安蒲殿俊、顾鳌等加入，公强会于是声势渐起。
鉴于目前所见涉及公强会的表述，都把光绪二十九年（1903）作为其成立时间，故需略作辨明。
梅际郇是公强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对公强会的由来始末，有过清晰的叙述：
光绪辛丑壬寅间，清政益坏，外侮频迭，余与童文琴、陈新孜、朱叔痴、必谦兄弟，胡湘帆、文澜兄弟，董颂伯、靖伯兄弟，杨沧白、李晴湘、吴梅修、江岳生密组公强会，以谋国难。次年，伯英与同县之顾巨六、郑友三、周道生加盟，董特生、孔韦虎、冯一披、周映彤、张树三、王质堂亦先后来会，浸以盛大矣。其后孙逸仙先生之同盟会兴，诸人举议加入，有异论者，听各罢去，公强因此名遂不显。五福宫之桂香阁，为当时会盟之地，今则峻宇雕墙，为豪门所据。
据上可知，公强会是在“辛丑壬寅间”，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二十八年（1902）之间“密组”（秘密组建），即最迟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已经成立；蒲殿俊（伯英）、顾鳌（巨六）等人是在“次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加盟”（而非同创）方式进入公强会；再往后是董特生等人“先后来会”，即个人的零星加入，从而致使公强会声势渐壮。因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并非公强会的成立之年，而是其发展、兴盛之年。
杨庶堪是秀才，梅际郇是举人，蒲殿俊是进士，但他们组织在一起却并无文人雅聚的诗酒唱酬，而是“逐虏建国”，即反清革命，重建中华，这也是公强会的宗旨。对此，杨庶堪在梅际郇去世后，为梅的诗集《念石斋诗》所作的《序》中，特别提到这一点：“余交念石（按，即梅际郇）在清季光宣间，当是时密谋所以逐虏建国者，未遑文咏之事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合并了公强会的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杨庶堪被推举为“首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叙永永宁中学任监督（校长）的杨庶堪，向同盟会员黄复生、熊克武等，提供学校实验室的药剂、器械，在兴隆场制造炸药。试验中，失手发生意外爆炸，杨庶堪乃避走成都，在成都任教于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中学堂，郭沫若、李劼人、王光祈，均曾在这里就读。
此后，杨庶堪复转重庆，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并以在此组建的乙辛学社为核心，辐射发展。至1911年，重庆管辖的川东川南教育系统，几乎都被重庆同盟会支部控制。
清宣统三年（1911）11月，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杨庶堪高位不就，推举张培爵、夏之时为正副都督，自己仅以顾问列职。虽然刚过而立之年，但他已产生功成身退、吟诗闲隐的思想，为此，他将自己的堂号取名为“天隐阁”。
然而，随着袁世凯专权野心的暴露，杨庶堪求“隐”不能，还必须继续做一个革命者。
1913年8月，以熊克武为总司令、杨庶堪为民政部长的讨袁总司令部，通电宣告重庆独立，同时通电讨伐袁世凯。
经过一个月与袁军的激战，讨袁失败。杨庶堪被袁世凯下令全国通缉。在天主教堂法国神甫的帮助护送下，他乔装辗转数省，悄然抵达上海，再从上海逃亡日本。
当时，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苏曼殊等均聚于东京，杨庶堪由此“遍识民党魁杰”，从此追随孙中山，颠扑不离。
二、就任四川省长，着力兴办教育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任命杨庶堪为四川宣慰使。1918年3月，任命杨庶堪为四川省省长，任命向楚为四川省民政厅厅长。
赴省长之任的杨庶堪，与向楚从广州出发，沿途不仅不风光，而且还不能声张。他们必经之路武汉宜昌一带，尚被袁党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把持。他们只好改服装，用假名，搭乘外籍商轮，混杂在船上的雇工佣人中，经10天，才侥幸过关，至8月始抵重庆：“戊午归川，宜汉间尚为敌戍，不得过汉口。与觙石微服变姓名入贾胡船，与水佣杂处十日，赋此纪之。”
1918年11月6日，杨庶堪、向楚在成都正式上任办公。但贵为省长、厅长，尚未有“官邸”，而是住在成都的一处普通旅馆。反孔名士吴虞，就在他们上任后的次日，前往这家旅馆拜访。对此，吴虞在日记中有记载：“1918年11月7日，至永成旅馆，同谢达访沧白、仙乔，谈久之。”
任过校长、去过日本的杨庶堪，把教育列为自己施政的大事。千头万绪中，他特意亲往学校给学生演讲，把未来的中国，寄托于莘莘学子。吴虞作为教师，在场听了这次演讲，并在日记中写道：“1919年4月5日，饭后过外校（按，即四川外国语学校），至午后一钟，杨沧白来演说《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比较》，又言中国文字存废问题……又举《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及《文心雕龙》。散会已四钟后矣。”
对于长期存在的教育经费问题，杨庶堪也提出了明确的改革保障措施。据吴虞日记记载：“1919年4月13日，报载沧白主张学款独立，并饬财政厅筹资，将前欠各校经费一律如数付给，以后亦按月开支以维学校。”
杨庶堪兴办教育的另一举措，是向刚刚辞去北大教职的黄侃发出邀请，希望他入蜀，接替年迈的经学大师廖平，任四川国学院院长，但最终未果。
1920年10月，杨庶堪辞任四川省长后，先后任国民党本部财政部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广东省省长等职，一直为孙中山所倚重。
三、革命和生活的双重打击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一个多月后，杨庶堪的独子杨洵遭流氓绑劫，几经周折，被勒索3万元赎回。两件事的接踵发生，令他深受打击。
当年下半年，杨庶堪入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初任农商总长，旋改任司法总长，虽总计不到半年，却留下予人攻击的借口。
杨庶堪年底辞去司法总长职，闲居于北京东单总布胡同，闭门不出，读书吟诗，侍奉老母。
四、赋闲南北，函晤黄侃
北京闲居的3年期间，杨庶堪与黄侃恢复了联系，起初是书函往来：
沧白仁兄先生左右：昔年公在珂乡，承以成都国学院长相委，道路艰涩，遂负嘉招。世道愈屯，河清难俟，承闻贞囗，实慰怀思。蒙示劫质篇，曾于杂报得观其事，然无如尊诗叙述之详也。沧海横流，非独一家一人之厄，贤子幸免奇祸，自由尊兄庇荫使然。然四海颠连，救济之责，仍匪在上者莫任，己饥己溺，愿更弘此远怀耳。蜀乱何时可平？侃系念外家，其悲切殆较常人为甚，岷山湔水，梦寐不忘。如何，如何。黄侃拜啟。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黄侃当时正在武昌师范大学任教。从信中内容看，是在北京的杨庶堪，先向在武汉的黄侃，寄去了自己的新作五言长诗《劫质篇》，述一年前儿子杨洵被劫为人质的事。黄侃接函读后即复，开头便提及7年前杨庶堪邀其任四川国学院院长的往故。
1927年，已从武汉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黄侃，与同在北京赋闲的杨庶堪，有过一次见面。
1928年秋，四川同乡、时任内务部参事的诗人曹经沅，拜访杨庶堪，写下一首七律《立秋后五日过邠斋有赠》，对杨庶堪的北京生活，作了传神写照：“杜门不受庾尘侵，交晚吾犹见子深。尽日茶烟迟客话，一庭秋气掩墙阴。避人久办归耕计，刻意难销爱好心。谁信江湖成独往，危阑袖手岂能禁。”
诗中的杨庶堪，在门户深掩的满庭秋气里，孤避尘俗，烟茶不离，语言闲缓，国事袖手，俨然一个与世无闻的隐者。
3年后，杨庶堪到南京任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将行移居上海之前，登门拜访了正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黄侃。黄侃在日记中对此作了记载：“1931年12月29日，暝，杨沧白来。丁卯（按，即1927年）一别，今始重晤。尚忆故人，于将行时特来见存。感其意，故于谋国、安人、立身，有愚言罄告之（居上海吕班路一七一附八号王旭初处）。”
在两人的这次会面中，黄侃罕有地脱离学术，专就“谋国”创业、“安人”交友、“立身”处世等与人作纯属社会、思想范畴的交谈。这次交谈，对于黄侃而言，自是出于“感其意”，所以才剖肺掏肝，倾诚输出；对于杨庶堪来说，自然也感觉到了黄侃那份至诚炽热的厚谊。
五、两次“复出”之机
此后杨庶堪在上海继续闲隐。抗战爆发后，他有过两次“复出”之机。
第一次，是汪伪政府中的大员旧友，轮番登门，游说“入阁”。虽然他全部拒绝，但外界还是传出他将出任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的纷纭谣啄。无奈之下，他只好抛妻别子，于1939年11月潜出上海，转道香港，再飞抵陪都重庆，借住戚友家中，继续闲隐。
第二次，是蒋介石在重庆获知杨庶堪的消息后，亲往拜访，二人对面，关门密谈。蒋介石希望他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被他婉辞；又提出让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仍推辞不就。
杨庶堪在重庆淡泊萧散，吟咏之外，与鸦片烟为伴。他藏有一只当年孙中山送他用来专盛鸦片烟的长方形铜盒，上面镌刻着孙中山手书的两行小字：“沧白兄存，弟逸仙拜赠。”他以此作为对付当局查禁鸦片的护身符。
烟毒的侵蚀使他身体大衰。1942年8月，因一次偶然的误食，杨庶堪在重庆南岸的大石坝寓所，溘然长逝。
六、写诗言志，后世长存
诗，是杨庶堪不可或缺的灵魂伴侣。他生活可以清贫，仕途可以割舍，但吟诗觅句却不能隔日。量大质优的诗作，包含了他人生的方方面面。
“诗言志”是延续千年的传统，也是杨庶堪的吟诗宗旨。他1911年作的一组《咏怀》诗，阐述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目的：“海外有名国，日法美瑞西。服膺欧哲言，民气如虹霓。馀志尚共和，执政与民齐。群类纳轨方，国宪明堪稽。斯风东渐日，魂梦切攀跻。喋血更争之，忽若俱醉迷。终焉达所愿，中夏臻福禔。”
建立西方式的宪政国家，是他“喋血更争之”的理想所在。两年后，当他看到袁世凯反道而行时，又继续奋起，不惜“喋血”，发动讨袁。失败后，他将此役经历，写了一首著名的长诗，就是一度广为流传的《癸丑违难纪事二百韵》。
这首《癸丑违难纪事二百韵》的手书原稿长卷，在40年前的1985年，曾由杨庶堪儿媳、年逾八旬的老工人李立芳，在上海南昌路的一间小屋中，向来访的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人物志》编辑吴嘉陵展示。吴嘉陵对此详加考证，撰文发表。
隐居上海期间，他作有一首剖露心迹的五言律诗《新号》，嘲谴汪伪政权犹如商铺开张另立“新号”，把任伪职的官员鄙拟为跟风摇摆的垂柳，而自己则甘做傲立上海的孤松：“新号分齐楚，群追绪律踪。风前几垂柳，海上一孤松。书史千秋重，河山半壁空。老夫自迂拙，槁项甘长终。”
抗战期间杨庶堪写了大量怒讨日本侵略者罪恶、激励抗敌将士的诗，为此曾有人作过专文叙述，此不赘。此外，杨庶堪还以诗人特具的敏感和美感，描绘各种美好事物，如1920年的《成都道中赠内杂诗十首》，所刻画的蜀中风景，令人神往：
其一，蜀国春明野鸟飞，芥花黄趁豆苗肥。无边陌上伤心色，珍重香车缓缓归。
其八，水浅山平出内江，数声柔橹过资阳。阿怜为忆江南乐，略似苕溪到柳堂。
其九，驷马桥西碧水粼，题桥人去草如茵。相如空受功名缚，不解归耕对孺人。
其十，濯锦江边访故矶，枇杷花下雨如丝。蛮笺十幅薛涛浣，试写新城寄妇词。
七、收藏瓷器，精于鉴赏
收藏、鉴赏瓷器，是杨庶堪闲隐中的另一大嗜好，他为此尽花积蓄。
1941年，夫人詹氏去世，杨庶堪悲痛中写了一篇《杨詹夫人事略》，忆述到斥资购买古物，夫人护惜藏品的往事：“余尝去职，客北平，旅赀俄空，夫人乃出其平时蓄金，举以供余，有时急人，亦靡所吝。独余收购古物则滋多劝阻，意谓所获已足，复虑以癖习耗产累家，余两人平生独此为各异趣耳。然夫人爱护余所藏器，则反较余为笃……”
杨庶堪还有数首关于瓷器鉴赏的诗，现摘录附有跋语的一首《咏座上瓷瓶》，显见其鉴赏功力之深：三凤胭脂艳胆瓶，康熙隹制有前型。雍乾谬擅玫瑰代，寡见商胡眼未青。欧人瓷书谓雍乾为玫瑰类时代，彼所谓玫瑰即此谓“燕支水”也。实则此釉远起明代，清则已盛于康熙。余蓄有康器十余事可证，雍乾特发扬光大耳。唯康用浓泑，淡者更鲜艳适俗目。然淡有仿造赝品，浓则绝作，未睹伪制，此其异也。
在杨庶堪诗集中，时见王仁泉其人。王仁泉即王国源，四川西充人，后任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他曾有一段时间与杨庶堪同时寓居上海，并师事杨庶堪习诗。王国源有诗集《寒香馆诗稿》，是一本未刊手稿，其中一首作于民国戊寅（1938）春节期间的诗《春夕聚饮天隐阁（正月初五）》，写在杨庶堪居宅“天隐阁。”宴聚所见，瓷器精美，字画古雅，川味丰醇，是少见的一首外客描绘杨庶堪上海生活的诗。以下略录诗的前半部分，可窥一斑：高斋春夜动春酌，杂沓宾朋天隐阁。盆花寂寂暗浮香，九子灯连光闪烁。精瓷宝鼎耀琅玕，玉轴湘签灿帷幄。中厨丰饍具乡风，烹鲜烩笋色参错。殷勤劝酒寿千春，寒严觞急繁金爵。兽炭频添炉火温，辞言纵横骋雄博……
杨庶堪逝后5年，留蜀未返清华的吴宓，在日记中也记了一则关于杨庶堪研究瓷器的事：“1947年12月20日，文德阳言，昔年杨庶堪曾函任鸿隽，谓曾见康熙朝瓷制酒盏，已有‘金陵十二钗’之名，可见此名不始于曹雪芹之《石头记》一书。任以函寄示胡适。胡未作答。云云。”
任鸿隽是川东人，任过四川大学校长。杨庶堪从瓷器上的这个冷僻发现，看来不仅难住了任鸿隽，还难住了对红学颇有研究的胡适。
杨庶堪心血所聚的这些“精瓷宝鼎”“玉轴湘签”，在他逝后8年的1950年，由他的儿媳李立芳将“杨庶堪收藏的五十箱文物书籍，捐献给重庆市人民政府”。
八、一篇佚文
中华书局出版的《朱执信集》中，有一封1920年2月朱执信的《致杨庶堪函》。编者注解云“杨庶堪致朱执信函，原载于《建设》杂志第二卷第二号”。笔者循此线索，找到了杨庶堪致朱执信函件的全文。检对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庶堪集》，知该函系《杨庶堪集》失收的一篇佚文。时间为1919年12月30日，内容主要谈论戏曲文学、文言与白话文，兼及政事等。函文较长，限于篇幅不录。
本文内容系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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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3期）
作者：江 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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