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苏轼北归前，特意绕道南华寺，站在六祖惠能真身前，竟失声痛哭。
几月之后，他留下八个字，把一生的沉浮写进临终遗言。
那一跪，到底压了多少心事？
苏轼一辈子，走得不顺，但活得通透。从中进士那天起，他就注定在风口浪尖上过一生。
他21岁考中进士，文章惊艳朝野，连欧阳修看了都摇头赞叹，说这是将来能独步文坛的人物。少年得志，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但朝堂之上，从来才气不是护身符。
王安石变法动了根基，他偏偏站在了对面。劝不动人，倒惹一身骚。
几年之内，职位起起落落，从京城被贬到杭州、密州，再到黄州、惠州、最后远放海南。
一贬比一贬狠，一路越走越荒，朝廷不给他回头的路。
真正的转折，是1079年那场“乌台诗案”。
诗写得再好，也救不了命。御史参他“讥讽朝政”，朝廷震怒，苏轼锒铛入狱。一夜之间，从翰林学士变成阶下囚。
生死一线之间，他才第一次看清权力的锋利，也看清人生的无常。
他被贬黄州，地位是“检校水利员”，名义上是干活的，其实就是边缘化的安排。但从那以后，他彻底变了。
住在东坡，种地、写字、散步、闲谈，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定风波》《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名篇，不是少年意气，是中年顿悟。
“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如梦”，不是写出来的，是熬出来的。
苏轼的佛缘，其实早就有了苗头。他祖父苏序笃信佛教，家里经书不少。小时候的苏轼看得懵，但留下了种子。
年轻时在京城，与佛印禅师多有来往，两人你来我往，讲经辩禅，诗文相对。那时候，他更像是拿佛法当文字游戏，看谁讲得高，谁说得妙。
可人一旦跌落谷底，开始追问“为什么是我”。黄州时，他遇到一个叫庞居士的人，两人常谈佛法，最常谈的是“不二法门”。
“无住生心”这句话，彻底打开了他的心结。
什么叫无住？就是不执、不依、不缠。心不系在任何处，才有自由；一旦执念太重，就会被绑住，生出苦来。
从那时起，他的诗不再是单纯地写风花雪月，而是多了“看破”的味道。苏轼开始把佛理带进生活，把顿悟写进诗里。
他说“我本修行人”，不是客气，而是他真的相信，自己的这一生，是在“修行”中走过的。
政治是一种修行，流放是一种修行，甚至诗酒茶烟火，也是一种修行。
1094年，苏轼又被贬了。这次，是惠州。
从黄州到惠州，比的不是远，是更远。那时候他已经57岁，身体不好，心里却意外地平静。因为他早就不指望再做大官了，只想着走一步，看一步。
他离开江西，路过韶州，那是六祖惠能圆寂之地，南华寺就在城郊。
六祖的真身供奉在寺中，是禅宗南宗的大本营，佛门极重的一处地方。
苏轼动了心。走到这里，不进去一趟，是心里过不去的。
他提前三天开始斋戒，吃素、洗浴、净身，然后换上常服，不带随从，独自入寺。
进入大殿，他一眼看见六祖真身。
端坐不动，眉目安详，闭目而笑，像活着一样。那一刻，他站着不动，像是突然被定住了。
他没有说话，跪下长拜，然后起身，走到后堂，在纸上写下一首诗：
八句诗写得坦白，也写得通透。
他认了这一生的不顺，不怪人、不怨天，只说自己有“一念失”。是贪？是痴？是执？他没说。
但那句“我本修行人”，分量太重。他不是来参观的，是来朝圣的。
住持重辩接见了他。两人谈了一夜，一边讲禅理，一边谈命运。苏轼说到后来，只留下六个字：“云何见祖师？”
这不是疑问，是心声。他知道六祖没说话，但那尊真身的存在，已经在他心里回答了自己。
他明白了：不在朝堂，不在流放，不在高楼，不在诗文，真正的祖师，在心里。
他告别南华寺，走向更远的贬地——惠州。那一次的见祖，也成了他后半生修行的转折点。
从此以后，诗里佛意更浓，说话更轻，说笑更淡。
他开始真正信佛，不是信佛像，而是信这“放下”的力量。
元符三年，苏轼遇赦北归。此时已63岁，身体每况愈下，走一段路就要停歇。
按最短路线，他应直走粤北入湖南，但他偏偏绕道，回了南华寺。
那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南华寺。
一行人到韶州时，他主动要求停下。住持已换，寺中迎他的是明禅师。
苏轼不进客房，直奔祖堂。他站在六祖真身前，不语，不拜，眼眶泛红。
片刻之后，他蹲下身子，像孩子一样哭了。
明禅师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中记载此事：“泪雨霰，洗绮语砚，以祈六祖慈悲”。
苏轼带去的文具、纸墨全被泪水洒湿，连笔都写不下。整个人站在那像失了魂。
他没写诗，只留一句八字话：“吾生不恶，死必不坠。”
这八个字，后人读来各有解释。有人说是生无愧事，死无惧报；有人说是看透人生，认命但不屈。
但他自己知道，这是他对六祖讲的最干净的一句话。
一生起伏，百种遭际，走到这一步，他只留下一个交代——我尽力了。
离开南华寺后，他一路北上，到常州时已经病重。消息传开，老友、弟子陆续赶来。床榻前，他不言官、不讲诗，只谈一件事：随缘。
临终前，他嘱咐苏迈等人：“勿哭，任其自然。”维琳长老来见他，只劝一句：“莫忘西天。”
苏轼闭眼前只说：“去留由天，非我能求。”语气平平，却把所有抗争与执念交还于空。
这位写下“大江东去”的文豪，最后安安静静地躺在常州西门外。
没有钟磬，没有送殡的队伍。只有一张床、一口气、一颗终于归于平静的心。
很多人说，苏轼最通透的岁月不在北宋朝堂，而在海南岛。
儋州是当时的化外之地，路难行、水难喝、人难教。但苏轼到那后，没怨一句。亲手搭学堂，自己种菜、教书、写字、抄经，过得像个老农。
他收下不少学生，最出名的是黎子云。两人论禅谈道，无拘无束，写《海南岛记》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不是自欺，是实悟。
他不再反抗命运，也不再追问结果，而是从佛学里找到一种现实的“安顿”。
他写《观潮》，说“庐山烟雨浙江潮，到得还来别无事”。眼前巨浪滔天，他却淡淡一笔。这不是不见苦，而是见过了，才学会“不惊”。
临终后，他的遗言广为流传。那八个字，“吾生不恶，死必不坠”，被不少禅门看作顿悟之语。
清代《南华禅寺志》收录了他的《锡泉铭》《苏程庵铭》，很多文人僧人都称他为“居士典范”。
现代佛教研究者认为，苏轼晚年思想已非纯粹的儒者或文士，而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代表。
他不入寺为僧，不出家为道，却能在文字中融通三教，留下完整的一种人生态度。
岭南一带，至今不少书院讲学中还会引用他的诗、记他的事。
他早就不是单纯的诗人、词人、政治人物，是一种心境，一种在苦中悟、在失中放的人生态度的代言人。
发表评论 评论 (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