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九月，苏轼已经被贬至黄州三年。当年的某个夜晚，他与朋友们一同泛舟湖上，月光如水，江风徐徐，大家一边畅饮一边谈笑风生。回到住所后，兴致勃勃的苏轼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临江仙》。他未曾料到，这首词很快便传入了知州徐君猷的耳中。徐君猷误以为苏轼因“畏罪潜逃”，于是带着一众衙役急匆匆地赶到了临皋亭，结果却发现苏轼正酣然大睡，完全没有逃走的迹象。这个误会成为了当地的笑话，流传开来，甚至成为后人编撰的野史、话本中的经典段落。那晚，苏轼写下的正是那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北宋·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纤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白话翻译：
在那个夜晚，我饮酒至醉，醒来又继续饮，直到回到家时，已是三更天。门外传来书童打鼾的声音，怎么敲门也无人回应，于是我倚杖静立，听着江水滔滔的声音。
此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我对自己的人生无能为力，何时才能真正放下名利的牵挂呢？深夜将尽，江面平静，风也安静。我不禁幻想，一只小舟从此远去，江海便是我余生的归宿。
回望苏轼的人生，他与佛道早有渊源。19岁时，他赴京应试，途经黾池时便写下了《和子由黾池怀旧》，其中便流露出他那种超然物外的气质。自从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乌台诗案”，苏轼差点丧命，之后，他的避世情绪愈加明显。
在元丰三年春（1079年），苏轼带着儿子先行到达黄州。依照惯例，他向当地知府报到后，便和儿子搬到了定惠寺居住。由于他犯了事，亲友们为了避嫌，不再与他往来，而他自己也“羞于见人”。因此，除了吃饭和偶尔到城南的安国寺洗澡，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闭门不出的状态。
白天，苏轼大多待在房内休息，晚上才出来散步或赏月，这样单调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弟弟苏辙把家人接到黄州为止。
在妻儿未到黄州之前，苏轼曾给好友曾章惇写信，透露自己生活的艰难。信中提到，黄州的“鱼稻薪炭颇贱”，虽然生活便宜，但只足以支撑自己的一人之食。苏轼在朝中时，工资优渥，再加上补贴，生活无忧；可一旦被贬，薪水就停了，他只能依赖少量的补贴维持生活。
而苏轼过去向来享受生活，从不在吃上委屈自己，所以没有多少积蓄。即便他估算了一番，若妻儿到来，他的积蓄也仅够维持一家人一年的开销。为了生计，他开始在黄州东南的山上开荒种地，过上了自给自足的日子。当时他所住的房子，是旧友向上级求得的，且他所耕种的荒地也是由昔日的下属赠与的。
妻儿未到之前，苏轼常常游览寺庙，参观别人家的园林，或者到江边捡石子“打水漂”，有时与渔夫交谈，偶尔还会在街上与陌生人讲述“鬼故事”。但妻儿来到黄州后，他的责任变得沉重，生活的压力倍增。
总体来说，苏轼在黄州的日子大多数时候都过得压抑，心情低落，且由于担心醉酒后言辞不当，怕被人抓住把柄，他尽量避免与外人过多接触。生活困窘的他，即便有文人邀请他为他们写字谋取一点“润笔费”，他也不敢应允，怕自己的字句被恶意解读，从而招致新的祸端。
而元丰五年（1082年）九月的那个晚上，苏轼与朋友一同泛舟饮酒，大家在江上尽情畅谈，或许还探讨了一些人生的感悟，彼此投缘，舍不得回家。于是，苏轼又醉又醒，酒兴未尽，看着明月的光辉，心中思绪万千，不禁感叹人生的无常。
他忽然想起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和李商隐“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诗句。无论前代诗人怎样遭遇不如意的事情，他们都想到要乘小舟去江湖，远离尘嚣，放下烦恼。
受此启发，苏轼也写下了“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他心中的解脱之法似乎就是乘一叶扁舟，去江海中度过余生。虽然他知道，自己从未真的离开过家，远离过亲人，但在那一刻，他对自由与宁静的渴望愈加强烈。
这首词完成后，苏轼随手放在桌上，便沉沉睡去。然而，没想到，知州徐君猷立刻得知了苏轼的动静，误以为他有逃亡之意，带着人马急忙赶到苏轼家中。这个误会传开后，成为了一个有趣的笑话，也让人对苏轼在黄州的生活多了一些感慨。
苏轼此时虽已身处黄州，但他依旧生活在官府的监视之下，享受不了完全的自由。他那种外向、交朋友的性格，在这种严密的监控下，难以忍受。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妻子儿女的牵挂，他或许真的会选择一走了之。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一句词，不仅展现了苏轼对现实生活中名利的厌倦，也反映了他无法摆脱对责任与义务的困扰。对于一个生于儒家文化的人来说，放下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苏轼虽有心避世，但他终究无法逃避那些由家庭与社会赋予的沉重责任。
尽管遭遇了“乌台诗案”后的种种不公，苏轼依旧坚守着内心的儒家价值，尽管他曾多次在内心渴望与世隔绝，享受那种超然脱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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