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2年，是一个颇为怪异的年份，许多在安史之乱中深具影响力的人物都在这一年相继去世，包括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等。与此同时，曾因安史之乱牵涉到谋反案件的李白，也在这一年死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
安史之乱爆发的公元755年，李白年已55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本应与政治无关的李白，突然在诗中预示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在他所作的《远别离》中，他写道：
“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这两句诗精准地描述了政治权力斗争中的微妙变化：当贤臣失去，君主仿佛失去了龙的尊严，被压制为鱼；而当不肖之人掌权时，原本微不足道的鼠辈却能瞬间蜕变为拥有生杀大权的猛虎。李白显然是目睹了唐玄宗纵情享乐，不理政务的种种表现，进而意识到权力已经完全落入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手中。
然而，与其好友高适相比，李白对于政治的视野显得极其有限。在安史之乱爆发的一年，高适为唐玄宗提供了深刻的政治建议——他提醒唐玄宗不要让三子分兵带兵，这可能引发内乱。高适深知，唐玄宗在逃亡时，打算将太子李亨、十六子永王李璘、十八子寿王李瑁三人分开带兵，然而高适看出了其中的潜在危机，并竭力劝阻。然而，唐玄宗未听从这一忠告，导致了严重后果：太子李亨登基称帝，永王李璘发动叛乱，只有李瑁保持忠诚。
高适之所以能看懂政治，除了其本身务实的性格，更与他家庭背景密切相关。高适的祖父高侃曾为高宗时代的名将，而父亲高崇文也在朝中任职。这些背景使得高适比李白等商人出身的诗人更加深谙政治的运作。
李白不懂政治，他在乱世中选择投靠了李璘，然而这一步的选择无疑是错误的。李白为此还特地写下了一首《赠韦秘书子春二首》，诗中写道：
“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这首诗展示了李白的自信与理想，他将自己看作救世主，愿意重新出山解决苍生之事，直到完成后再归隐五湖。李白这种天真与豪情在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与之相对的是高适，作为一位务实派人物，他在安史之乱爆发时，始终保持清醒。在他为唐玄宗提供正确建议的过程中，他逐渐得到了李亨的赏识，继位后的李亨开始重用高适，使得高适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
某种意义上，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更是高适从低谷走向高光的起点。早期，高适是“李白、杜甫、高适”三人诗人组合中最不起眼的一个，而李白则梦想成为宰相，杜甫则雄心勃勃地想辅佐国家做出伟业。与两位好友不同，高适脚踏实地，认为自己要实现理想，必须通过科举考试。
高适、李白和杜甫三人相识时，高适已40岁，李白43岁，杜甫35岁。三人都怀有“相见恨晚”的心情。杜甫最早感到这种过于理想化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决定继续参加科举考试。高适则迟疑了一段时间，但最终他坚定地选择了科举这条路，并在47岁时成功考取进士，逐步走上仕途。
高适的仕途虽然坎坷，但他凭借对政治的深刻理解和务实精神，逐渐走向了辉煌。而此时的李白却因盲目跟随李璘，逐渐陷入了困境。李白为李璘写下了多篇赞美文章，其中《永王东巡歌》便是一例，诗中描述了永王东征时的气吞万里，气氛极为雄壮，李白拍马屁的技巧也可见一斑。但这种拍马屁的行为，最终为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唐玄宗的马嵬坡事件中，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自杀，唐玄宗也被迫退位，开始了与太上皇身份相伴的二线生活。李亨登基后，担心李璘的叛乱，便命令他归四川，李璘却坚持不听，开始在江南巩固势力。
李白是否察觉到李璘的潜在叛意？答案是显然的，他并未看清楚李璘内心的复杂情感。李白的政治盲目与他的超现实主义性格密切相关。李白投身李璘阵营，是因为李璘几次发出邀请，而李白则认为这是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李亨多次命令李璘归四川，但李璘依然固执己见，最终唐肃宗获得了完全的统治权，李璘的叛乱迅速崩溃。
李璘被乱军所杀，而李白因为与其关联而被投入监狱。李白被捕时极为迷茫，未曾真正参与军事事务，却因盲目追随李璘而被误认为叛军。
李白最终并未被处死，而是被判流放至偏远的地方，开始了艰难的劳役生涯。经过不久，唐朝由于大赦，李白得以恢复自由，并在返回时创作了《早发白帝城》，表达自己对自由的喜悦。
李白出狱后，再未提及高适，似乎两人再无交情。李白与妻子宗氏的关系也逐渐淡漠，最终两人分道扬镳。李白在61岁时，死于长期酗酒引发的脓胸症。此时，高适已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俨然处于仕途的巅峰，而李白则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黯然离世。
李白临终时所作的《临终歌》，写道：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他感叹，无人因他离世而伤心。然而，事实上，李白的死深深影响了后世，被百姓传颂为唐朝的丧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李白的传奇依然鲜活，尽管他在政治上失败，但他永远是那个充满理想和豪情的诗人，带给世界不同的色彩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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