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坛明珠璀璨，出现了不少有才华的诗人，从诗仙李白到诗圣杜甫，从初唐到盛唐，晚唐，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代表性诗人出现。
在这其中，有位诗人尤其特别。
从先秦到盛唐的诗歌一直属于士人文化范畴，而这位诗人的出现，将诗歌文学的受众人群，扩展到了底层的民众中去，这位诗人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歌深入人心，且情感真挚，他的诗歌有其独到的特色。首先，白居易的题材来源于生活所思，兼具抒情和叙事。
其次，他的诗歌有代匹夫匹妇立言的人本倾向。最后，他希望自己的诗歌即使是最底层的百姓也能够听懂，传闻他做完诗，总会先拿出去看看老妪能否听懂。
正因为这些点，白居易的诗歌接受度很高，在民间流传也很广泛。有一首读起来朗朗上口，非常知名的诗，《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以古原草为景别写出了多重意境。
小学课本为什么只留下《赋得草原送别》前四句？
赏析：《赋得草原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赋得是一种诗歌体式，在此表现为即景赋诗。
开篇“离离原上草”，写的是春季的古原草，同时也抓住春季古原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对比一下秋来深径里，发现这就是另一种感觉了。
古原草每年新生，春荣秋枯，一岁一枯荣，恰好是从秋到春，新生的时序，而如果是一岁一荣枯，那就是在写秋景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诗中暗含两种力量。写野火燎原，毁灭的力量之大，正好突出再生的力量之猛烈，凸显新生野草那份生机勃勃与顽强之感。
前四句构成一个独立的景别和意境，表现出奋斗不止的顽强精神。
后四句引出离别之情，借着古原草之景，来写离别愁绪。
“远芳”、“晴翠”两个词，芳曰远，可感知古原上的清香弥漫，翠曰晴，可窥见阳光下绿草的清新。
侵、接二字写出野草蔓延扩展的强势之态，突出在竞争中生存的姿态，
最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草与别情，似乎是从名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中而来。名句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怀念远游未归之人，这里写的却是萋萋芳草增加了送别的感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满含别情。
一首诗中涵盖两种含义，前四句和后四句分开来，也是意义完整的。
小学课本里，只保留前四句，正好只取整首诗中昂扬的一面，表达生机勃勃，奋斗不息的精神，对于学生学习有激励之意。
后四句的送别情对于小学生来说，比较难以共鸣，因此只保留前四句，从学习上来说，更方便小学生理解这首诗。
而且后四句中，有一些不容易理解的生词，提高了小学生的认读门槛。小学生的教学，以兴趣启蒙为主，不宜太过高深复杂。
白居易的诗风
白居易的一生以讽喻诗，闲适诗为主。代表作除了《赋得古原草送别》，还有《长恨歌》，《琵琶行》。他的叙事诗当中抒情性很浓，表达感情力求民间百姓也能意会。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在千古绝唱《长恨歌》中，诗人描绘了“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样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形象，然而他没有依照刻板形象塑造下去，而是把诗中的皇帝描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会情伤会思念的普通人，很容易引发百姓的代入和共鸣。
比如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似乎表达了帝王家拥有常人百姓那种长相厮守，互相陪伴的愿望，然而因为现实的身份，这份感情求而不得。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将诗中的似真似幻的感情，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这样真挚的情感表达，离不开对主人公的性格塑造。诗人对于人物的刻画似乎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反叛，对民间真情的一种神往。
在四十四岁遭到贬谪时候，巧遇歌女，写下《琵琶行》，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
在这首真挚动人的叙事诗中，最能打动人的点，是诗人在这里抛开了身份上的差别，以平等的态度，在情感上和歌女心心相惜。
有血有肉的主人公塑造是他的诗文中突出特色之一，另一个特色是以景写情。
《赋得古原草送别》中，写的是古原草面貌，表达的是人之情。《长恨歌》更是经典，诗中有一段写汉皇对贵妃的思念，作者以景表情，从各个方面层层渲染。“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垂泪……”贵妃死后，皇帝旧地重游，追忆伤感，回宫之后，池苑依旧，睹物思人，想念绵绵不绝期。
诗文中还借秋色，月光，雨夜铃声等撩人思绪的事物来抒发汉皇失去贵妃后寂寞孤冷的情感，使得情感更加深刻曲折。
白居易的人生哲学与其诗风相统一
白居易籍贯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在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当时二十九岁，在“五十少进士”的唐代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白居易三十六岁时，被皇帝招为翰林学士，此时风华正茂，预想在官场上一展拳脚。这时候的他对治世满怀热情，想要救国家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在此期间，多次给皇帝上谏书，并且写了很多讽喻诗。
元和十年，四十四岁的白居易被贬谪到了江州，《琵琶行》是他在这一段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次贬谪是白居易人生当中的重大转折，在这之前，他把国事放于心中第一位，而从这时候起，他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由，这个时候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
元和十三年，白居易又被贬谪为蛮荒之地的刺史，但是依旧不改乐天的本性，在这里写的《种桃杏》中表达了他对于当下生活的态度，“无论天涯海角，大抵心安即是家。”
而长庆年间，白居易又被调回皇城，做正五品的中书舍人。在这里白居易发现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急流勇退，请求外调为杭州刺史。
在杭州任职期间，他兴修水利，灌溉农田，解决很多民生问题。由此可见，他其实从未忘记为生民立命的至高理念。
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是白居易贯彻终身的人生哲学。处于高处一心为百姓负责，处于低处保持闲适淡然的情怀，是他对于先贤蔚然之风的传承和秉持。
这样的心态也在其诗歌中得以展现，讽喻诗和闲适诗就是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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