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唐朝，伟大的文人层出不穷。如果说李白是仙，高高飞在天上；杜甫诗圣，浑身散发着圣人的光芒；那么韩愈就是烟火人间一个血肉饱满的普通人。他不算聪明，但足够刻苦；他启蒙地很早，发迹却很迟；他有一肚子经史文集，却一生坎坷波折；作为文人，他对军事也很在行。苏轼对他的评价是“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01
韩愈生在中唐安史之乱后，那时候的大唐，已然没有了盛唐的气象，内忧外患。一方面，藩镇割据，朋党相争，宦官当道。另一方面，佛、道横流，功利主义盛行，保守与改革势力相消长，忧患与希望并存。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韩愈出生了。幼年的他，极其不幸，不到三岁，父母便接连去世，从小只得跟着兄嫂过活。十二岁时，兄长也病逝，长嫂如母。自幼缺失双亲的韩愈，零丁孤苦，形单影只，精神上始终是个孤儿。但在嫂嫂温暖的呵护下，生活清苦却不失坚毅品行。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韩愈干什么都尽十二分力气。读书更是如此，“
七岁好学，言出成文。”“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
”。他像历史上所有取得大成就的学者一样，忘我读书，学业优秀。
十九岁那年，韩愈信心十足地进京赶考，“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韩愈没有想到，他的科举路，走得十分艰难。
六年间，韩愈三次参试，三次落榜，是他才学不行吗？当然不是，问题出在他的文风上。
考试要求用骈文写作。“骈”，两马并驾的意思，用在文章中，其实就是一种修辞手法:对偶。
西晋陆机开创骈文并留下名篇《文赋》。此后，文人争相效仿。发展刭后来，连皇帝的奏折都要绞尽脑汁用对偶。无文不骈，无语不偶，不分内容，不看场合，反正就是要对偶、对偶、对偶。
韩愈对这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夸文风非常反感，他打心眼里喜欢古体散文的质朴自由，言之有物，不受格式拘束，文以载道。
听从内心声音的韩愈坚持用古风写作答卷，结果就是屡试不中。
直到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考试，主考官为大唐贤相陆贽。陆贽赏识韩愈言之有物的文章风格，不因他不走骈文路而排除榜外，二十五岁的韩愈才得以进士及第。
在唐朝，进士及第，只是获得了入仕的敲门砖。要想获得官职，还需参加吏部的铨试。
这条路韩愈又走得十分不顺，他再没有遇到陆贽这样的伯乐，连续三次都以失败告终。韩愈气愤地说:“就是让孔、孟等人来考，也一定失败。”这并不只是气话，也是客观事实。在骈文之风下，就是屈原的《离骚》拿来，在考官眼里也不过是一堆垃圾，不合时宜。
来京九年，一无所获，“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一般人走到这种境地，只能自认失败了。但韩愈不是那种甘于失败的人，困境之下，他三次向宰相上书自荐，述志、诉苦、求仕，结果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生活方面，也愈发困窘，难以为续，他感叹:“
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
。”。
现实把韩愈逼到了绝境，万般无奈下，他想到了“曲线做官”，先去藩镇做幕僚，等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再回朝廷做官。于是，贞元十一年，韩愈收拾行囊离开了长安。
十年长安求仕路，备尝艰辛，虽然进士及第，但并未获得一官半职。
02
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韩愈开始走向藩镇，先后在汴州、徐州做幕僚，做些捉刀代笔的文职工作。
幕僚终究不是官，并不是韩愈心中所向。他想到自己饱学经史，十年求仕却无所得，不由感慨写下《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马说》一出便传遍长安，这不仅是韩愈的心声，也是千百年来，多数怀才不遇之人的心声。
幕僚工作繁琐平庸，对于像韩愈这样满怀抱负的人来说，实在是大材小用。
贞元十七年，经过多方求告，韩愈终于得以上调回京，在国子监里获得了一个四门博士的位置。
此时的韩愈依然生活拮据，地位卑微，但他目光远大，心怀天下。在四门博士这个微不足道的岗位上，积极推荐文学青年。大名鼎鼎的诗人张藉、李贺、贾岛等都受到他的提携。他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弟子”。他的这一举措，令许多人不爽。尤其是朝中的一些士大夫们，觉得他“黄口小儿，竟敢为人师？如此狂妄？”
韩愈对此不以为然，挥笔写下气势充沛、鞭辟入里的千古名作《师说》，无惧流俗讥笑，大胆公开自己的观点: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在当时耻为人师的大环境下，他勇敢地发出“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的呐喊。
韩愈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师说》不仅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更是加官进爵，升任为监察御史。
仕途终于有了起色，韩愈心情舒畅，他认为离心中的理想越来越近了。一篇描写早春的诗作道出了他此时的心情。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03
监察御史的职责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韩愈上任不久，就检举了位高权重的京兆尹李实，震惊朝廷。
事情是这样的，十年关中大旱，庄稼绝收，饥民遍地。而京兆尹李实却为了个人政绩，对内封锁消息，对上谎报灾情，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对于饥荒中的百姓仍是全额征税，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
韩愈很愤怒，刷刷刷写下《论天寒人饥状》，直言饥荒的严重程度，弹劾李实，揭露真相，并请求为灾民减去赋税。
结果，人微言轻的韩愈非但没能改变什么，反倒因为这篇文章被贬至七千里之外的“天下之穷处”广东阳山。
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封建官场很多时候没有道理可言。
首次尝到官场险恶的韩愈历经颠簸两个月才到任阳山。在这里，他遇到最无解的困难，不是偏远落后，也不是多虫多瘴，而是民化未开。
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
生狞多忿恨，辞舌纷嘲啁
来到这样一个连交流都成问题的地方，韩愈几乎已经抱了客死他乡的决心。
好在，韩愈并没有真正止步于此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韩愈做官的宗旨。在阳山，他在地上用树枝作画与人交流，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传给当地人。
他建文教、传道授业、移风易俗，教百姓学习“仁、仪、礼、智、信”，使之明礼仪识教化。
韩愈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并无愧于苏东坡的那一句“道济天下之溺”，也真正做到了儒家所说的有教无类。
这样的韩愈又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江湖中呢？元和元年，唐宪宗继位，宪宗早闻得韩愈的文章品行及刚正直言，一道圣旨将他召回京城，任为国子博士。
04
凭借卓越政绩，韩愈重回京城。此后的几年间，他几乎一年换一个岗位。不是自己想跳槽，而是因为他的才学高深，屡次遭大家的贬斥，一篇《进学解》道出他的心声:“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公元817年，朝廷急需对淮西用兵。可两个主战的宰相都被当街刺杀，一死一受伤，朝野震惊。一时间主和派势力抬头，群臣就“战”与“和”展开激烈讨论。
关键时刻，韩愈挺身而出，写下一篇《论淮西事宜状》的奏折，把战略、战术，甚至后勤与地区特殊形势都分析的头头是道。唐宪宗读后，对身为文人的韩愈刮目相看，尤其在读到“
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于不断耳
！”这句话时，宪宗痛下了出兵的决心。而显露军事家风范的韩愈被任命为这场军事行动的“行军司马”，也就是参谋长。
韩愈不辱使命，征战中既有谋略，又勇猛果敢。上下协调、出谋划策，跟各路名帅一起，势如破竹，很快就取得了淮西之役的胜利。
平定淮西意义非凡，实属“元和中兴”的头等大事。除了论功行赏，还要刻碑记功。唐宪宗指名要随军征战又文采超凡的韩愈撰写。
散文是韩愈最为擅长的，一千八百字的碑文如同行云流水，一挥而就。韩愈运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将碑文写的词釆斐然、大气磅礴、浑然天成，二百多年后，大文豪苏轼读到韩碑，评价是“”
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
05
此次立下军功，韩愈荣升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
这时候的韩愈可谓位极人臣、荣耀等身，不仅政坛顺风顺水，连文坛也是独霸天下。他的“古文运动”正在热火朝天进行着，他的诗歌成就也不菲。取得这样的高位实属不易，本该好好珍惜。
多磕头、少说话，就能拥有幸福的晚年。可韩愈做不到，无论在文坛还是政坛，他都坚持他的原则:
不平则鸣
元和十四年，刚刚取得淮西胜利的唐宪宗志得意满，不顾民生艰难，花费巨资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礼佛活动。派特使手持香花，迎佛骨在宫中供养，祈求国泰民安、延年益寿。
上行下效，整个长安城刮起了崇佛狂潮。上至公卿大臣，下至黎民百姓，争相捐献施舍，甚至有的废业破产、自残自焚，以表忠心。
朝中谏官、大臣知道皇上借助礼佛祈求长寿，对于倾城的崇佛狂潮，皆噤囗不敢言。
于万千人之中，韩愈再次挺身而出，冒死进谏，一篇《谏论佛骨表》横空出世。
他言辞激烈地凑请宪宗把佛骨烧掉，以绝根本。并表示“
佛如有灵、能坐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愿悔。
他愿意承担毁掉佛骨后带来的一切殃咎祸祟，“
虽万死，万万无恨。
虔诚的佛教徒唐宪宗阅后大怒，命几个宰相传阅这份奏疏，并决定处死韩愈。幸亏老上级裴度拉着一帮大臣艰难地为他求情，韩愈才勉强保住性命。
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饶，宪宗言:“
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
！”
《谏迎佛骨表》早晨进谏，晚上韩愈就被贬到千里之外的潮州。朝奏夕贬堪称“神速”。
一朝被贬路八千，冰天雪地，长路漫漫，万里飘零，年过半百的韩愈感到此行凶多吉少，于是写诗交代后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06
韩愈身上永远带着和官场格格不入的气息，“和光同尘”这四个字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半生沉浮官场，，他永远都是那个坚持自我的另类。
在蛮荒之地潮州，韩愈延师兴学、播撒礼仪、赎放奴婢、驱鳄除害、兴修水利…
八个月后，适逢大赦，韩愈离开潮州。虽然在任时间短暂，好事却做了一箩筐。后人赞曰:“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公元822年，韩愈奉朝廷命令，单枪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
勇夺三军帅
”。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之后，他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
做官已然如此，在做学问方面，韩愈更是大唐三百年的佼佼者。这个脚步快于时代的人，只身在前，牵引着时代开启了一代文学的新局面。
他拉起古文运动大旗，写下一篇篇言而有物的精彩文章，开辟出一片古文新天地，重整了朴实无华、坚强有力的文风，成了唐朝散文的灵魂。
他提携帮助后学，以一个文坛泰斗的身份，不求回报的推荐指导一个个寒门弟子:张籍、李贺、贾岛…，韩愈认识他们的时候，这些人都还是无人问津的布衣之身，在他的提携帮助下，他们都成了名声千载未绝的名士。
他“
手持文柄，高视寰海
”，成功地领导了大唐文坛“
三十余年，声名塞天
”。他的文采和他的为官，都是活在别人眼中的传说。
公元824年的一天，五十七岁的韩愈走完了高调辉煌的一生，在家中溘然长逝。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生被命运反复按在地上摩擦的韩愈，敢于仗义执言，勇于兴利除弊，善于造势作为，乐于举贤掖后。他的高调是“事业无穷年”的孜孜不倦，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严谨，是他一生禀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念。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能得到后世大文豪苏轼如此的评价，韩愈，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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