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唐朝,伟大的文人层出不穷。如果说李白是仙,高高飞在天上;杜甫诗圣,浑身散发着圣人的光芒;那么韩愈就是烟火人间一个血肉饱满的普通人。他不算聪明,但足够刻苦;他启蒙地很早,发迹却很迟;他有一肚子经史文集,却一生坎坷波折;作为文人,他对军事也很在行。苏轼对他的评价是“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01
韩愈生在中唐安史之乱后,那时候的大唐,已然没有了盛唐的气象,内忧外患。一方面,藩镇割据,朋党相争,宦官当道。另一方面,佛、道横流,功利主义盛行,保守与改革势力相消长,忧患与希望并存。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韩愈出生了。幼年的他,极其不幸,不到三岁,父母便接连去世,从小只得跟着兄嫂过活。十二岁时,兄长也病逝,长嫂如母。自幼缺失双亲的韩愈,零丁孤苦,形单影只,精神上始终是个孤儿。但在嫂嫂温暖的呵护下,生活清苦却不失坚毅品行。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韩愈干什么都尽十二分力气。读书更是如此,“
七岁好学,言出成文。”“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
”。他像历史上所有取得大成就的学者一样,忘我读书,学业优秀。
十九岁那年,韩愈信心十足地进京赶考,“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韩愈没有想到,他的科举路,走得十分艰难。
六年间,韩愈三次参试,三次落榜,是他才学不行吗?当然不是,问题出在他的文风上。
考试要求用骈文写作。“骈”,两马并驾的意思,用在文章中,其实就是一种修辞手法:对偶。
西晋陆机开创骈文并留下名篇《文赋》。此后,文人争相效仿。发展刭后来,连皇帝的奏折都要绞尽脑汁用对偶。无文不骈,无语不偶,不分内容,不看场合,反正就是要对偶、对偶、对偶。
韩愈对这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夸文风非常反感,他打心眼里喜欢古体散文的质朴自由,言之有物,不受格式拘束,文以载道。
听从内心声音的韩愈坚持用古风写作答卷,结果就是屡试不中。

直到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考试,主考官为大唐贤相陆贽。陆贽赏识韩愈言之有物的文章风格,不因他不走骈文路而排除榜外,二十五岁的韩愈才得以进士及第。
在唐朝,进士及第,只是获得了入仕的敲门砖。要想获得官职,还需参加吏部的铨试。
这条路韩愈又走得十分不顺,他再没有遇到陆贽这样的伯乐,连续三次都以失败告终。韩愈气愤地说:“就是让孔、孟等人来考,也一定失败。”这并不只是气话,也是客观事实。在骈文之风下,就是屈原的《离骚》拿来,在考官眼里也不过是一堆垃圾,不合时宜。
来京九年,一无所获,“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一般人走到这种境地,只能自认失败了。但韩愈不是那种甘于失败的人,困境之下,他三次向宰相上书自荐,述志、诉苦、求仕,结果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生活方面,也愈发困窘,难以为续,他感叹:“
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
。”。

现实把韩愈逼到了绝境,万般无奈下,他想到了“曲线做官”,先去藩镇做幕僚,等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再回朝廷做官。于是,贞元十一年,韩愈收拾行囊离开了长安。
十年长安求仕路,备尝艰辛,虽然进士及第,但并未获得一官半职。
02
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韩愈开始走向藩镇,先后在汴州、徐州做幕僚,做些捉刀代笔的文职工作。
幕僚终究不是官,并不是韩愈心中所向。他想到自己饱学经史,十年求仕却无所得,不由感慨写下《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马说》一出便传遍长安,这不仅是韩愈的心声,也是千百年来,多数怀才不遇之人的心声。

幕僚工作繁琐平庸,对于像韩愈这样满怀抱负的人来说,实在是大材小用。
贞元十七年,经过多方求告,韩愈终于得以上调回京,在国子监里获得了一个四门博士的位置。
此时的韩愈依然生活拮据,地位卑微,但他目光远大,心怀天下。在四门博士这个微不足道的岗位上,积极推荐文学青年。大名鼎鼎的诗人张藉、李贺、贾岛等都受到他的提携。他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弟子”。他的这一举措,令许多人不爽。尤其是朝中的一些士大夫们,觉得他“黄口小儿,竟敢为人师?如此狂妄?”
韩愈对此不以为然,挥笔写下气势充沛、鞭辟入里的千古名作《师说》,无惧流俗讥笑,大胆公开自己的观点: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在当时耻为人师的大环境下,他勇敢地发出“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的呐喊。
韩愈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师说》不仅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更是加官进爵,升任为监察御史。
仕途终于有了起色,韩愈心情舒畅,他认为离心中的理想越来越近了。一篇描写早春的诗作道出了他此时的心情。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03
监察御史的职责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韩愈上任不久,就检举了位高权重的京兆尹李实,震惊朝廷。
事情是这样的,十年关中大旱,庄稼绝收,饥民遍地。而京兆尹李实却为了个人政绩,对内封锁消息,对上谎报灾情,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对于饥荒中的百姓仍是全额征税,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
韩愈很愤怒,刷刷刷写下《论天寒人饥状》,直言饥荒的严重程度,弹劾李实,揭露真相,并请求为灾民减去赋税。

结果,人微言轻的韩愈非但没能改变什么,反倒因为这篇文章被贬至七千里之外的“天下之穷处”广东阳山。
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封建官场很多时候没有道理可言。
首次尝到官场险恶的韩愈历经颠簸两个月才到任阳山。在这里,他遇到最无解的困难,不是偏远落后,也不是多虫多瘴,而是民化未开。
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
生狞多忿恨,辞舌纷嘲啁
来到这样一个连交流都成问题的地方,韩愈几乎已经抱了客死他乡的决心。
好在,韩愈并没有真正止步于此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韩愈做官的宗旨。在阳山,他在地上用树枝作画与人交流,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传给当地人。

他建文教、传道授业、移风易俗,教百姓学习“仁、仪、礼、智、信”,使之明礼仪识教化。
韩愈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并无愧于苏东坡的那一句“道济天下之溺”,也真正做到了儒家所说的有教无类。
这样的韩愈又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江湖中呢?元和元年,唐宪宗继位,宪宗早闻得韩愈的文章品行及刚正直言,一道圣旨将他召回京城,任为国子博士。
04
凭借卓越政绩,韩愈重回京城。此后的几年间,他几乎一年换一个岗位。不是自己想跳槽,而是因为他的才学高深,屡次遭大家的贬斥,一篇《进学解》道出他的心声:“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公元817年,朝廷急需对淮西用兵。可两个主战的宰相都被当街刺杀,一死一受伤,朝野震惊。一时间主和派势力抬头,群臣就“战”与“和”展开激烈讨论。
关键时刻,韩愈挺身而出,写下一篇《论淮西事宜状》的奏折,把战略、战术,甚至后勤与地区特殊形势都分析的头头是道。唐宪宗读后,对身为文人的韩愈刮目相看,尤其在读到“
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于不断耳
!”这句话时,宪宗痛下了出兵的决心。而显露军事家风范的韩愈被任命为这场军事行动的“行军司马”,也就是参谋长。
韩愈不辱使命,征战中既有谋略,又勇猛果敢。上下协调、出谋划策,跟各路名帅一起,势如破竹,很快就取得了淮西之役的胜利。
平定淮西意义非凡,实属“元和中兴”的头等大事。除了论功行赏,还要刻碑记功。唐宪宗指名要随军征战又文采超凡的韩愈撰写。
散文是韩愈最为擅长的,一千八百字的碑文如同行云流水,一挥而就。韩愈运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将碑文写的词釆斐然、大气磅礴、浑然天成,二百多年后,大文豪苏轼读到韩碑,评价是“”
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

05
此次立下军功,韩愈荣升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
这时候的韩愈可谓位极人臣、荣耀等身,不仅政坛顺风顺水,连文坛也是独霸天下。他的“古文运动”正在热火朝天进行着,他的诗歌成就也不菲。取得这样的高位实属不易,本该好好珍惜。
多磕头、少说话,就能拥有幸福的晚年。可韩愈做不到,无论在文坛还是政坛,他都坚持他的原则:
不平则鸣
元和十四年,刚刚取得淮西胜利的唐宪宗志得意满,不顾民生艰难,花费巨资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礼佛活动。派特使手持香花,迎佛骨在宫中供养,祈求国泰民安、延年益寿。
上行下效,整个长安城刮起了崇佛狂潮。上至公卿大臣,下至黎民百姓,争相捐献施舍,甚至有的废业破产、自残自焚,以表忠心。
朝中谏官、大臣知道皇上借助礼佛祈求长寿,对于倾城的崇佛狂潮,皆噤囗不敢言。
于万千人之中,韩愈再次挺身而出,冒死进谏,一篇《谏论佛骨表》横空出世。

他言辞激烈地凑请宪宗把佛骨烧掉,以绝根本。并表示“
佛如有灵、能坐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愿悔。
他愿意承担毁掉佛骨后带来的一切殃咎祸祟,“
虽万死,万万无恨。
虔诚的佛教徒唐宪宗阅后大怒,命几个宰相传阅这份奏疏,并决定处死韩愈。幸亏老上级裴度拉着一帮大臣艰难地为他求情,韩愈才勉强保住性命。
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饶,宪宗言:“
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
!”
《谏迎佛骨表》早晨进谏,晚上韩愈就被贬到千里之外的潮州。朝奏夕贬堪称“神速”。
一朝被贬路八千,冰天雪地,长路漫漫,万里飘零,年过半百的韩愈感到此行凶多吉少,于是写诗交代后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06
韩愈身上永远带着和官场格格不入的气息,“和光同尘”这四个字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半生沉浮官场,,他永远都是那个坚持自我的另类。
在蛮荒之地潮州,韩愈延师兴学、播撒礼仪、赎放奴婢、驱鳄除害、兴修水利…
八个月后,适逢大赦,韩愈离开潮州。虽然在任时间短暂,好事却做了一箩筐。后人赞曰:“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公元822年,韩愈奉朝廷命令,单枪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
勇夺三军帅
”。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之后,他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

做官已然如此,在做学问方面,韩愈更是大唐三百年的佼佼者。这个脚步快于时代的人,只身在前,牵引着时代开启了一代文学的新局面。
他拉起古文运动大旗,写下一篇篇言而有物的精彩文章,开辟出一片古文新天地,重整了朴实无华、坚强有力的文风,成了唐朝散文的灵魂。
他提携帮助后学,以一个文坛泰斗的身份,不求回报的推荐指导一个个寒门弟子:张籍、李贺、贾岛…,韩愈认识他们的时候,这些人都还是无人问津的布衣之身,在他的提携帮助下,他们都成了名声千载未绝的名士。
他“
手持文柄,高视寰海
”,成功地领导了大唐文坛“
三十余年,声名塞天
”。他的文采和他的为官,都是活在别人眼中的传说。
公元824年的一天,五十七岁的韩愈走完了高调辉煌的一生,在家中溘然长逝。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生被命运反复按在地上摩擦的韩愈,敢于仗义执言,勇于兴利除弊,善于造势作为,乐于举贤掖后。他的高调是“事业无穷年”的孜孜不倦,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严谨,是他一生禀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念。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能得到后世大文豪苏轼如此的评价,韩愈,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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