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真伪缝合怪：王羲之《上虞帖》

一、基本情况

传王羲之《上虞帖》墨迹，纸本，纵23.5厘米，横26厘米，檀木心杆，绿玉轴头，藏上海博物馆。

图1 传王羲之《上虞帖》

《上虞帖》一名《夜来腹痛帖》、《腹痛帖》、《得书帖》，《淳化阁帖》卷八、《大观帖》卷八、《澄清堂帖》孙承泽本卷三、《淳熙秘阁续帖》等收刻。

释文：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

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

修龄来经日。今在上

虞。月末当去。重熙旦

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

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

甚令人耿耿。

二、鉴藏印记

南唐内府印？：“集贤院御书印”（两钤）、“内合同印”

伪宣和内府印：“御书”葫芦半印、“双螭”圆印、“宣龢”、“政和”、“宣和”、“政龢”、“内府图书之印”

也孙铁木儿：“晋国奎章”、“晋府书画之印”、“清和”；

韩逢禧：“韩逢禧印”、“朝延”；

梁清标：“梁清标印”、“安定”（两钤）、“棠村”、“蕉林”、“观其大略”。

程祖福：“大兴程氏考藏”、“庭彝考藏金石书画印章”，另有程祖福姓名二联小玺骑缝两钤（一合一分），卷后“程定夷印”、“程祖福印”、“听彝”等。

裴景福：“景福私印”

严桂荣：“严桂荣装”

另有“希世之宝”、“子孙宝之”、“珍秘”、卷后“意弇？睍”及卷前四行方印（可能程祖福）等归属未定。另有二印（压“内合同印”上）模糊不辨，其中一枚印文似为“循斋印信”。

图2 《上虞帖》鉴藏印示意

三、收藏路径

宋：贾似道（程祖福跋曰“前有秋壑半印”，未见）；

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293-1328）❶；

明：韩逢禧（1576-1655）；

清：梁清标（1620-1691），在其手上重装，卷前有梁清标签条；

清：商载（？-1823）❷→商立荣→商载孙女。商载字仲言、仲贤、重嚴，号吟巢，会稽人，寄籍大兴。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进士，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广西平乐、山东泰安、登州、沂州、山西东昌、宁武知府。商立荣曾任江苏高淳县广通巡检；咸丰癸丑（1853）太平天国战乱时，商载的孙女将此帖缝于衣衽自金陵逃出；

民：程祖福（1863-1943），直隶大兴人，原籍浙江钱塘，字听彝，号定夷，又名定彝、庭彝、清遗，曾守福州，道河南、湖北。他创办清华实业公司，投资硝酸、榨油公司，又投建湖北水泥厂，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书画家、收藏家。擅画梅，生活阔绰，交游广泛。丙午（1906年）夏得于南京，丁巳（1917年）秋重装，戊午（1918年）裴景福应邀跋于卷后，程跋共七则（1934年公布时还有一跋，不知是否尚存，见图5）。

图3 程祖福像

图4 1911年书画会同人合影，左一程祖福，左四王存善，右二狄平子，右三叶恭绰

图5 1934年《青鹤》第2卷第9期发表，卷后跋今未见

兲：上海静安区胡云升（？—？）收藏，文革间被当作“四旧”抄出，移交上博；

1980年发还给胡云升；同年12月29日，上海博物馆“购藏”。

四、相关记载

詹景凤《东图玄览》：

图6 《东图玄览》中的记载

安元忠《墨缘彙观》续录：

图7 《墨缘彙观》续录中的记载

五、鉴定过程

文革时造反派抄家抄出，辗转移交上海市图书抄家清理小组，被当成普品，扔在一个竹筐内。

1969年10月，副统帅发布“第一个号令”：“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上海市文物清理组接到“指示”，要紧急处理查抄来的文物，将其中的一级品挑选出来转移，稍好的文物移交给上海博物馆，不够档次的则作价处理给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出口换取外汇。这件因被定为赝品，列入作价处理品类，但在出口前需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海关出口文物鉴定组复查。

万育仁先生是当时鉴定组成员，他觉得此件“气息逼人，不像是赝品”、“历代皇家收藏印盖得都很有章法”，决定扣下带回文管会，准备请专家重新研究，但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均被打入牛棚，所以暂时搁置。

1977年，经软X光拍摄，确定帖上近左下角有“内合同印”，定为南唐遗物，又据宣和七玺，定为徽宗赏鉴原物。当时拍摄所用的X光机是上海新跃仪表厂生产的“DGX-4”型，使用钼作为靶材：

图8 经软X光拍摄的《上虞帖》，框内为“内合同印”

软X光是X射线的一种，波长通常为0.1～10纳米，光子能量范围约100eV至1000eV，管电压在40kV以下，其特点是能量较低、波长较长，因此穿透物质的能力较弱，故称“软”。此参数的X射线易被物质吸收，尤其适合研究表层或薄层样品。

此帖当时引起文博界轰动。后来，为了能正常展出，上博装裱师扬州人严桂荣奉命将其重裱，在其“配、冲、揭、全、显”的高超技术下，《上虞帖》恢复了大部分面貌，原先暗褐的纸面在开水的间接冲洗下变浅，十几个蛀洞被修复，被灰尘污渍沾染变得暗沉的印章也用自配药水恢复了鲜艳的红色。因历史上多次揭裱，纸面厚薄不匀，再加用浆不均，至今纸面仍有明显的刷帚痕，无法恢复。

1976年8月16日郑为致杨仁恺信：王羲之《上虞帖》，北京邦达有看法，启功同志亦有怀疑。但此帖宣和旧裱，徽宗月白签，的真无疑。帖本身除有“集贤殿御书印”外，尚有旧印一方，隐约不能辨认，须用红外摄影。但目前领导尚无暇及此，只能待它日考察耳。总之，以阁帖刻本之字划类同与否，来否定此帖，则证据尚嫌太粗，况流传之阁帖数种，亦无一相同，更不能令人信服。足下于此道深有研究，并知关注甚殷，故妄言之，尚望高明有所指示耳。郑为（1922—2005），上海松江人。画家，美术史学者。曾任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组负责人，研究员。）

图9 1976年8月16日，郑为致杨仁恺信札

惜未得见杨老回信。

此帖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均未公开发表意见，郑氏信中说徐邦达“有看法”，启功“有怀疑”，未知具体如何，但徐一定看出摹本不太像样，且双螭钤盖位置有异常。

1985年4月11日，鉴定组鉴定结论：

图10 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1245页

六、墨拓对比

从左至右分别为淳化阁帖本、大观帖本、澄清堂帖本、墨迹本：

图11 《上虞帖》淳化阁帖本、大观帖本、澄清堂帖本、墨迹本对照

很显然，四件的底本往前追溯，都是来源于王羲之的墨迹，问题出在，徽宗之前有可能有一件或多件摹本流传，收入内府的可能不止一件“上虞帖摹本”，而《宣和书谱》著录并加以装裱的摹本是如今这件墨迹本吗？

墨迹本是双钩填墨，细节方面与三件拓本有很多区别，虽然三件拓本互相之间也有细小区别，但并不属于谢稚柳所说“笔势各异，出入颇大，孰是孰非，已不可究诘”、“刻帖的忠实性到底有多少”。三件宋拓本的摹刻质量相对较高，笔划的忠实程度可能比不上更精良的其他刻帖，但基本形状还在，三件的细节还是基本一致的。

而墨迹本在很多小细节上与刻帖有着很多差异，未能表现出王书的丰腴和字里行间贯通的韵致，所见唐人摹本似未曾见如此低水准者。

图12 牡丹与村梅

所以，现有墨迹本非阁帖刊刻所用底本，《大观帖》中很多是根据阁帖直接刻成，仅部分选用墨迹重刻。从摹制水平来看，不太忠实，也不很高明，可能是宋人根据上虞帖唐摹本重新双钩的一个再摹本。

七、内容分析

1. 印鉴

双螭印盖到了绢签上，这是存世唯一例外，也是破绽所在，其他并无类似者。七玺与标准件比对，每一枚的细节均有明显差异，且均瘦弱无力，尤其是“内府图书”，歪歪扭扭的，不像个样子。此卷绝非宣和故物。

图13 “双螭”圆印对比

图14 “宣和”印对比

图15 “政龢”印对比

图16 “内府图书之印”对比

该摹本字迹与诸刻帖多有细节异同，谢稚柳先生撰文为其解释，但均是在认定其为南唐和宣和旧藏的基础上，但为什么“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就一定是南唐留痕？谢文中无任何说明，这其中没有内在逻辑，仅好古心切，为了给上博一个“我们上海也有王羲之”的名声，说出去有面子而已。若真论起技术鉴定，是过不了关的。

“集贤院御书印”线条较为劲挺，帖首旋转90°骑缝（约存1/3）钤盖，不知何故，帖末正钤，余1/2强，“书印”二字在帖外已失，具体是否为“书印”，也只是一般性推断。该印尚可，但无证据表明系南唐原物，孤例不证。

图17 “集贤院御书印”，来自“亨于野”现场拍摄

“内合同印”倒是在王维雪溪图上有一方，不过盖在了徽宗题签的前隔水上，自然不会早于徽宗朝，细节与上虞帖也不同，无法比较。故此亦无第二枚可供比对。

图18 王维《雪溪图》上的“内合同印”

图19 《上虞帖》上的“内合同印”，来自“亨于野”现场拍摄

2. 著录

詹未提到宣和裱，他的眼光尚可，他说绝精，应是唐摹本，现本水平不高，不应是一本。谢稚柳说“《上虞帖》有韩逢禧藏印，詹与韩相熟，他所谈到的《上虞帖》，当是在韩处所见 , 可证詹所谈的即现在的这一本, 并认为是‘唐摹之绝精者。’”，前一句还在“当是”，后一句就“可证”了，这是以推测当定论，谢先生的许多结论，都是这样作出的。而徐邦达先生相较则非常谨慎，没有十足的证据，他是不会把话说死的，只会说“或许”，“大概”、“很可能”。

“韩逢禧印”与《大道帖》上的相较，细节不同，不过韩氏应有多枚同文印，《牧马图》上亦有，未全面搜集核对。“朝延”印倒是与大道一致。所以韩到底是不是藏有两本，不好说。

安岐眼力甚高，《墨缘彙观》所录几无伪迹，他认为不好的，均作为拣定剩下的藏品，不盖印，不著录。《上虞帖》侄安元忠将其编入《墨缘彙观》续录（有少数与正录重复），但也仅一句话“草书。纸本。唐摹”，可见原帖不好。

现本与“绝精”肯定是拉不上关系的，詹提到的，不会是现本，很可能是被拆了装裱的宣和原本或另一本。安元忠的记述都很简略，有可能是现本。

古来记录，提到上虞帖的，仅见此两则，且无宋以后刻帖，可见一直以来少有面世。

3. 题签

图20 《上虞帖》前瘦金书题签

绢签甚好，泥金虽日久模糊，目前图像亦不大清晰，但笔划均较为到位，行笔洗练，隐隐有真迹气息，倾向于是真题签，作伪者从原件拆下，一变俩，真摹本另配伪签去也。分析其心理，为了强调这是古物，不惜以原版签条为饵，又改变钤盖规律，双螭骑在签条上，欲将题签和本帖缝合，别人一看，签条精好，祐陵无疑，又有骑缝印，在古代难以对比印鉴、不清楚钤印规律的情况下，自然全套都成为真品了。

4. 鉴定意见

为何鉴定组无一人发表意见？其中自有秘辛：

图21 《启功自传》

图22 陈振濂《大师谢稚柳、徐邦达的“怼”——鉴定界二三事》

图23 郑重《江南画派第一人 谢稚柳传》

盖因谢稚柳颇具学阀作风，他是鉴定组长，又在上博地界，还是所谓的上博唯一王羲之，大家领教过谢的脾气，都默不作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给个面子默认真迹，草草而过，就像启功所说的鉴定“八条忌讳”：

图24 刘红庆《启功书事》

所以，就像求人办事，对方说考虑一下，后续也不回复信息，就是委婉表示拒绝了。鉴定组无意见，其实就是有意见，都看出有毛病，不愿表达罢了。鉴定结论中的“真迹、精”简直就像一个天大的笑话，嘲笑着所有的人。谢稚柳内心也知道，东西是有问题的，饶是他十分强势，也无法让其他专家违心表态，搞笑的是，连他自己也没留下鉴定意见。

可见，鉴定组也不是纯粹的学术乐园，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完全坚持原则是非常难的。徐邦达后来称病不参与巡回鉴定，也是无可奈何。

九、结论

该卷摹制水平不高，与刻帖所用版本存在多处差异，纸张虽据说为白麻纸，但不似硬黄，似缺乏深加工纸所应有的面貌。推测可能是据《上虞帖》古摹本的一个宋人再摹本，非淳化阁帖等刊刻所用底本。

摹本用料确实下了功夫，卷后高丽纸看着与北宋所用一模一样，印泥亦系水蜜，不过当时这些材料也不算少见。

作伪者应有原件在手，全套复制，时间约在宋末到元，也是大几百年的老假了。据其他宣和旧藏法书形制凭空伪造不大可能，绢签能写到如此水准已是不易，再低也必有瘦金原貌对照。所以，宣和内府必有《上虞帖》单帖原装实物，《宣和书谱》虽未单独记录，但并不一定完全按照得书三帖的名字来安排题签文字。

若作伪者同时收藏到两件《上虞帖》摹本，一为宣和旧藏，一为另一种不太好的古摹本，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概率很低。故笔者倾向于该帖系南宋至元间据宣和内府原藏唐摹本再摹并全套复制宣和装。瘦金签条是原物的可能性较大，七玺均伪。该卷是以射利或避祸为目的制造出的一件“缝合怪”，就像《柳鸦芦雁图》一样，是一件真伪拼合的东西。

本文作为一种猜想，供读者参考。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Henry Rui、无尘书屋、zwl、建聪、听梧阁的帮助，致谢！

注：

❶关于晋府印章的归属，见王铁“辨析《典礼纪察司印》和《晋府书画之印》”一文（书法.2009,(6).9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