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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论·研究]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 | 活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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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 | 活动回顾

2026-04-21 17:56 来源: 首都图书馆服务号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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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回顾

王羲之：

书写

何以“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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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左）

绿茶书评人,作家，插画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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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人：王羲之传》

作者：周文翰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一、王羲之的人生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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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生于西晋末年，恰逢永嘉之乱。他自幼便随父母从琅琊（今山东临沂）南渡至建康（今南京），在动荡的时代里开启了自己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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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像（《帝王名臣像册》之一）

南渡后的建康，与北方城市有着巨大差异。这座城市仅有主要城门采用夯土建造，其余大部分所谓的“城墙”，其实都是木栅栏。这是因为南方多雨，夯土建造的墙体容易被雨水冲垮，而木栅栏则更为实用耐用。在建康的街市上，随处可见贩卖鱼干、鱼露等调味品的商贩，甚至有来自新罗、百济（今朝鲜半岛地区）的商人前来采购。街市的空气中，常常弥漫着海产品的特殊气味。南北饮食差异也十分显著，北方人习惯食用奶酪，而南方人则极少食用。在家中，王羲之与父母交流时使用的是琅琊话或洛阳官话，但一旦走出家门，街市上的百姓都说着他完全听不懂的吴地方言。这种语言上的隔阂让他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也间接塑造了他内向、固执的性格。

作为琅琊王氏子弟，王羲之出身显赫。琅琊王氏在东晋时期势力极为庞大，素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是当朝宰相，一直想将他安排在朝中任职。但王羲之性格执拗、洁身自好，他看不惯伯父放纵好色的生活作风，因此拒绝了伯父的安排，反而宁愿投身与王导不对付的庾亮幕府。他一生只娶了郗璿一位妻子，七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均为郗璿所生，与伯父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王羲之无需通过科举考试，满二十岁时便被直接授予六品官职。要知道，在明清时期，即便是状元及第，也仅能被授予七、八品官职，由此可见其家族地位的尊贵。他曾先后担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是当时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对他而言，当官才是自己的主业，而书法不过是一项业余爱好，是他与亲友社交、释放情绪的一种手段罢了。

此外，王羲之一生都饱受癫痫困扰，到了晚年，他潜心修道、炼制丹药，希望能借此缓解自身的病痛。

二、书法“成圣”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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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能被后世推崇，并非偶然，而是时代语境与个人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琅琊王氏本身就有着深厚的书法传统，从王羲之的祖父王正开始，家族中便涌现出王导、王敦、王廙等多位著名书法家。其中，王廙是南渡后第一代最有名的书法家，还曾教过晋成帝书画，这为王羲之的书法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羲之早年的书法并不突出，在他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同期的高级士族子弟庾翼（庾亮之弟），在书法上的名气甚至超过了他。到了中年，朝廷外戚庾冰为了安排皇后之父任职，决定将刚担任江州刺史仅数月的王羲之调任。王羲之拒绝了这种被当作“棋子”的安排，回到京城后成为了一名闲人，也正是这段时间，让他有了充足的精力潜心练习书法。

与王羲之不同，同期的庾翼、庾冰等朝廷重臣，整日忙于军政事务和北伐大计，根本无暇专注于书法练习。而王羲之则在赋闲期间，不断打磨自己的书法技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最终成为当时公认的顶尖书法家。他曾自我评价，自己的书法与汉末书法家钟繇不相上下，略逊于“草圣”张芝。张芝以勤苦练字闻名，传说他练字时，曾将一池子水都染成了墨汁，王羲之认为，若自己也能如此勤苦，亦可与张芝比肩。

有一点十分重要——王羲之生前书法并未被提升到“圣”的高度。当时被人们称为“书圣”的，是东汉魏晋时期的张芝（草圣）、胡昭和东吴的皇象，王羲之只是当时众多优秀书法家当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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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选《王羲之观鹅图》

三、书法“成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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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被尊为“书圣”，是在他逝世之后，历经数代人的推崇与传承，才最终确立的。南朝梁武帝虽然也推崇王羲之，但并未将他视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认为他的书法水平与钟繇相当；直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成为王羲之的忠实粉丝，极力推崇他的书法，王羲之“书圣”的地位才逐渐稳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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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集序》唐摹本

王羲之的七世孙释智永是一名僧人，他将王家的祖宅改造成了寺庙，同时保存了王羲之的大量作品，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兰亭帖》。由于释智永没有后代，他在逝世前，将这些珍贵的作品都传给了自己的弟子辨才。唐太宗得知后，派大臣萧翼装扮成名士，主动与辨才相交，最终成功取回了《兰亭帖》。唐太宗逝世后，《兰亭帖》作为陪葬品被埋入他的陵墓，至今未能面世。

琅琊王氏的书法传承从未中断。王羲之的七个儿子均是书法家，其中小儿子王献之最为著名，与王羲之并称“大王小王”；王导的后代王珣、王珉、王僧虔等人，也都是当时的书法名家，其中王珣的《伯远帖》，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被乾隆皇帝收录为《三希堂法帖》；王氏后代王褒从南朝前往北朝，将南朝的书法技艺传入北朝，成为北朝书法的开山之人；到了武则天时期，宰相王綝（王褒之孙）收藏了大量王氏家族的书法作品，武则天命人将这些作品编集成集，为后世王氏书法的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均为唐摹本、宋摹本或刻帖，他的真迹已经全部失传。后世书法史家对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分期研究，其实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为无法见到真迹，他们既无法确定摹本是否完全贴合王羲之本人的书写风格，也无法判断部分摹本究竟是王羲之本人所写，还是其子弟、门生代笔后，再被后人临摹而成。

四、书法背后的阶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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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的地位与书写者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当时，真正以书写为“主业”的，是官府中的文吏、书佐，他们专门负责撰写公文，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在人们眼中，他们的书写只是“公务”，而非“艺术”，因此大量公文在使用后都会被销毁，未能流传下来。

王羲之等高级贵族的书写之所以能被重视、得以流传，核心原因在于他们的贵族身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贵族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赋予特殊意义，无论是弹琴、书法还是著述，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注与推崇。即便当时有部分文吏、书佐的书法水平并不逊色于王羲之，但由于身份低微，他们的作品无法被记载、被收藏，最终只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道教上清派的创始人之一杨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羲社会地位低下，但书法水平不低，他因受到王羲之等高级贵族的轻视而心怀不满，在王羲之逝世后，曾嘲讽其书法为“流尸浊文”。尽管杨羲在道教史上有一定地位，但他的书法真迹却未能留存下来，这也足以看出阶层差异对书法传承的深刻影响。

五、困境中的坚守与自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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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他拒绝家族的安排，也曾遭遇仕途挫折，但正是在赋闲期间，他潜心钻研书法，最终留下了不朽的艺术财富。他身上那种“不顺从、不流俗”的性格，正是他超越同期士人的关键所在。

这种现象在古代文人中十分常见：苏东坡被贬谪期间，虽然保有官员身份，却没有繁杂的公务缠身，他潜心创作，写下了大量千古名篇；李白仕途不顺，无法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便在诗文中释放自我，最终成为“诗仙”；陶渊明隐居田园，远离朝堂纷争，专注于文学创作，成为田园诗的开创者。他们都在人生的低谷中，将精力投入到艺术与文学创作中，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超越。

王羲之的故事，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书写与人生的关系：书写本身是自我表达、情感释放的一种方式。对古人而言，书写可能只是一项业余爱好、一种社交手段，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他们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对现代人而言，在快节奏的时代中保持书写的习惯，既是对自我的坚守，也是为自己的生命留下痕迹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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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孙位《高逸图》

王羲之书法“成圣”，是个人技艺与文化传承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今进入互联网、AI时代，人们过度依赖电子设备记录生活，信息的存储也完全依赖科技。一旦科技出现波动，这些存储在电子设备中的信息，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而书写作为一种传统的记录方式，能够留下更真实、更持久的痕迹——无论是日记、手札，还是书法作品，都是个人生命体验的鲜活载体。

书写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是否能出名，而在于它能让人在浮躁的时代中，保持内心的稳定，培养独立判断的能力。人们可以通过书写梳理自己的思绪、沉淀自我，在各种技术冲击下，保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从容与安定。历史能记住的，从来不是那些喧嚣一时的流量，而是那些真正沉淀下来、承载着人类情感与思考的痕迹。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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