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书法是真正的国粹,它是与中国文字息息相关的一门艺术,也是与中国人生活无法分解的民族文化符号。从理论上说,每个中国人都有成为书法家的潜质,但由于书写工具、社会形态、文化需求的变化和审美能力的落差,使书法在当下成为了少数拥有话语权的人的演艺舞台。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不知道荆关董巨,但应该知晓二王欧颜,知晓《兰亭序》《祭侄稿》,知晓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
傅以新教授60年代中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先后为天津美术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专授山水画和书法二科,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不是仅会写字的所谓书法家,而是有众多论文发表,出版专著《颜真卿》《书法结体研究》《楷书基础技法》和竹简本书法集《易经》《孙子兵法》的专家。他认为,中国人应该了解自己的文化发展史,特别是书法这一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
傅先生认为,书法史是生动的,如果只是人物简介+师承关系+作品罗列+技法分析,就会是十分乏味的枯燥知识。他曾主持《今晚报》“小窗书话”和《团结报》“书史纵横谈”多年,力在宣扬传统文化,如今年过80,仍乐此不疲。他对重要书法作品和书法家的介绍,结合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个人经历进行分析,引人入胜,发人深省。5A画廊将陆续选发这些生动精采的文字,以飨网友。

古诗四帖
张旭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著名的草书家,早就被尊为“书圣”了。他是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吴郡下辖的常熟,有一条以他的尊号命名的“书圣街”,即醉尉街。常熟人以张旭为自己的骄傲,因为他年轻时曾在此任县尉。县尉级别较低,只是县令的主要佐官,掌管地方兵事与刑法治安,但那是许多人歨入仕途的必由之径,白居易、王之涣就都曾为县尉。
没有资料显示张旭是科举入仕,他应是被举荐,举荐制是与科举并行的制度,以免错失未参加科考的人才遗漏。张旭很可能是因书法的成就而被举荐。
张旭出身于书法名世的家族,他的母系是留下《平复帖》的陆机之后。他的曾外组父是号称“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从外祖父是留有“文书双绝”《文赋》的陆柬之,堂舅是有“小陆”之誉的陆彦远。堂舅陆彦远除承续家学外,还师从褚遂良。陆彦远作为张旭的蒙师,对他的影响很大,所以他的楷书兼有王羲之和欧、褚的风规。
秉有书法异才的张旭,在常熟县尉职上迎来了最早的“粉丝”。一个老者,经常来打官司,张旭发现多是因他故意挑起的事端, 终于怒了,要严惩这个刁民。老者慌了,忙叙述原由,他是因为太喜欢张旭的书法而无法得到,便想出这么一个下策,只为得到张旭亲笔书写的一纸判状。张旭哭笑不得,询其家世,自言是收藏世家,到其家中,果然存有许多字画。从此二人结为友,张旭从老者的收藏中得到了许多启发。

晚复帖
书圣的仕途升迁记载很简单,开元年间任东宫左率府长史,是左率府主官的第一从属官员,级别也不高,这时他已近六十岁了。几年后又升为金吾长史,这是负责京城治安、皇帝出行护卫的金吾卫的主要文职属官,是他被称为“张长史”有限仕途的最后归属。张旭并不在意于仕途,他在意的是酒和书法。
张旭好酒,到了京城更以饮酒有名,杜甫把他与贺知章、李白等人写入了《饮中八仙歌》。酒能使他兴奋,甚至达到颠狂的状态,披散头发,狂奔跳叫,乘兴挥毫,有时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醒后自己亦不识为何字。基于这种怪诞行为,人称之为“张颠”。杜甫是很懂张旭的:
“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
三杯,在“八仙”中是最小的酒量,却能借此在王公贵胄面前不顾礼仪地“脱帽露顶”,展示的是京城的小官吏对权贵的轻蔑。
他的好友李颀有长诗《赠张旭》,后半段是这样写的:“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 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 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 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 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 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肱。 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安期生是道教神仙千岁仙翁,从诗中看张旭的生活并不富足,但他却能安贫乐道,以书法为人生归属。

肚痛帖
张旭的狂草,尽管难以辨识,但表现了一种无往不摧的奋争精神和自尊自信的人格魅力,因此被人称颂。正如文坛巨匠韩愈说他:“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 思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送高闲上人序》)。

断千字文
单纯的笔法继承只是书家的基本功,真正取得成功的钥匙是广博的修养,使他能够透过世间万物的矛盾逆转、阴阳变化、夷险互换的现象,去体味书法艺术的真谛。张旭在长安仄巷见到公主与担夫争道而领悟了笔意的呼应、顾盼、申缩、避就的关系,观赏公孙大娘舞剑器的风采而悟得运笔的抑扬顿挫和急缓疏紧、滞畅断连的神髓。后人论及历代书家.无不褒贬有异,唯对张旭则众口一词, 共推为“草圣”,足见其作品感人之深。
若以为只会单一的草书就能成就“草圣”之名,那就大谬了。草书之外,张旭的楷书也极佳,如立于长安的《郎官石柱记》,是尚书省为表彰郎官而立,右司员外郎陈九言撰文。中央执行机构尚书省自有许多能书者,却请了护卫京师治安的金吾卫的中下级官员张旭来书写,这说明张旭在当时京城已书名鹊起。宋《宣和书谱》称此《郎官石柱记》“精劲凝重,法度森严,雍容闲雅兼而有之”,黄庭坚甚至称其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草圣的楷书竟能达此高度,正说明了楷、草互促的辩正关系。

郎官石柱记
草书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不似今日只是以技艺亮相的舞台。草圣张旭同时又是位大诗人,诗名居于唐代最有名的诗家之列。遗存的六首诗见于《全唐诗》,其中《山中留客》和《桃花溪》两首七绝早已是千古传唱的佳作:
“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幽淡、平缓,又充滿春色的跃动感,引入遐想。
而张旭的草书带给人的是激奋奔放引发的的震撼。最著名的是石刻本《肚痛帖》《断千字文》《晚复帖》。传世墨迹唯有《古诗四帖》一本,还多争异,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写于五色笺上的40行狂草,雄奇奔放,点画狼藉,急如电闪雷鸣,矫若龙腾霄汉,形怪态奇,状似绳络盘郁, 章法则大开大合。其用笔圆转自如,通篇感情激越,动静互发。作品展现了浪漫主义情怀、建功立业的雄志、狂放不羁的性情。此帖在北宋时即为内府收藏并见录于《宣和书谱》。因为作品难以辩识,无书者名款,第一、二首诗为庾信《步虚赋》,于是疑是庾信书,但后面明明有一行为“谢灵运书”字样,那么应该是谢灵运的书作了。但庾信比谢灵运晚百多年,谢灵运怎会预知身后诗人的作品呢。一时陷入僵局,直到又数百年后的明嘉靖年间,经董其昌鉴定,认出了那个“书”字其实是“王”字,全句是“谢灵运王子晋赞”,因为分为两行,王字在首行最下,子晋二字又字体披离,故向无人识。董其昌又从书法风格特点进行分析,断言此帖为唐代张旭所书。这样,数百年的谜团终被揭破,《古诗四帖》正式归于张旭名下。

古诗四帖
张旭亲传弟子很少,他的要求太高。颜真卿曾两度求师于张旭。第一次在长安,两年间常去问道,张旭只是大笑,手书数草,任人拿去,不复言他。但颜真卿已从张旭的书势运作中得到了启发,日夜勤习,进展迅速,名声四扬。第二次是他罢醴泉县尉改长安县尉的间隙,专程到洛阳拜访老师张旭,此时他已小有名气,《王琳墓志》即为两年前的书作,但他认为还不能深悟笔法,于是有洛阳之行。张旭当时已在后来当了明州刺史的斐儆家住了一年,只是鼓励他临古而从不言笔法。颜真卿住了一个月,在回长安前斗胆向老师提问笔法。张旭环顾众人,一言不发,起身而去,只有颜真卿跟随其后。张旭开口了,他一连问了12个问题(平、直、均、密、锋、力、转轻、决谓、补、损,巧、称)让颜真卿回答,颜真卿的领悟之深使张旭觉得终于有了可以传授笔法的人选,终于敞开了心扉。张旭说,书法之妙在于执笔圆畅不拘孪,识笔法不使无度,布置巧使合宜,纸笔精佳,变化有矩。他还告诉弟子颜真卿,自己的笔法得自老舅张彦远,现在传于颜。老舅传授笔法精髓是:“如印印泥”“如锥画沙”和“力透纸背”。 颜真卿悟得书法之妙,耽溺数年,参用篆书笔意作楷,一变初学褚遂良书法之筋劲,在二王书范外,开创了气势开张、笔力雄厚的书法新风格。他饱含激情,写下《述张长史笔法十二》,记述了张旭向他传授笔法的详细经过,感人至深。

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安史之乱爆发,张旭未能随唐玄宗逃向蜀地,而是一直在南方飘泊。多年以后,唐文宗在诏书中称张旭草书与李白诗歌、斐旻剑舞为“有唐三绝”。三人中,裴旻身份最高,是金吾卫大将军。虽互有交往,但张旭与李白特别交好,一位是金吾卫中下级官员,一位是挂了两年虚职要求“赐还”的“陇西布衣”,同为“酒仙”,有共同语言。张旭曾书写《李青莲诗》,洋洋洒洒四百余字,刻石现藏西安碑林。李白的悲清秋赋说:“无修竿于一举,抚洪波而增忧,归去来兮,人间不可以托此,吾将采药于蓬丘”,不知是否这些潇洒的句子感动了张旭,他在书作最后称:“余喜二诗(实为序和赋)之清艳,秋夜对酒录之”。
安史之乱中李白避难到了苏州的溧阳,恰遇张旭,李白《猛虎行》据说就是这次会面时所写,中有“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这是二人最后一面,未几,张旭去世,又数年李白病故,二人都未能等到安史之乱的平定。

李青莲序

傅以新
1943年生,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导师李可染、李苦禅、宗其香、李斛。先后任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北京中山书画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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