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大家、千年书圣，王羲之书法的艺术地位和文物价值，几乎众所周知。但是，经过一千多年来无数天灾人祸、沧桑变迁之后的今天，不仅原迹早已荡然无存，就连那些“下真迹一等”的临摹古本，亦稀若星凤。其中真正的精善佳本，屈指算来，也仅数十而已。如今，所有这些珍若拱璧的佳本，又分藏于国内外公私各家，除特别的公开展示之外，皆难获一睹。
今从存世王书临摹诸本中，择学界艺林公认为重要精善者十种，依次为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姨母帖》《初月帖》，日本宫内厅所藏皇室御物《丧乱帖》，前田育德会所藏《孔侍中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所藏《行穰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寒切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远宦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上海博物馆所藏《上虞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快雪时晴帖》，再加上故宫博物院所藏《兰亭序》“神龙本”“虞世南临本”“褚遂良摹本”等，汇辑成编。希望在止观书局专业团队的努力下，借助日益发达的现代科技手段，力求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件的目标，将上述诸帖的原貌，一一展现 ；并各列其原件质地尺寸、现存处所，以及参考释文。更在充分吸取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题识印记，广征文献资料，逐一考述其递藏原委、流传始末等 ；再辅以相关参考图版，就各帖的风格面目、书艺特点、摹拓质量等，试作赏析评述。另以“王羲之生平及其书法艺术”“王羲之书法传本墨迹的流存”为题，撰为专文，冠于卷首 ；以“王羲之年表简编”及“主要参考文献”等，附于卷末，从而尝试为有兴趣的鉴赏爱好者们，提供一个既配优质高清图版，又含专业研究心得，且文字通畅、深入浅出的精美“悦”读之本。
《龙跳天门：王羲之传本墨迹精品评赏》
陈麦青 编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25年9月
王羲之生平及其书法艺术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玡（今山东临沂）人。晋室南渡，迁居山阴会稽（今浙江绍兴）。两晋之时，王氏家族与谢、郗诸姓，同属钟鸣鼎食的名门望族。羲之祖父王正，在朝为尚书郎；父王旷，于东晋渡江立国，有首倡谋划之功，后出任淮南太守；从伯父王导，更是官居司徒，位极人臣。因此，王羲之可算是标准的“王谢子弟”。年方十三，即得大名士周顗赏识，崭露头角。成年之后，又以为人正直有识见而获声名，为当时名公巨卿所器重。太尉郗鉴派人从王家诸子弟中觅婿，王羲之以其与众不同的名士洒脱风度，不仅被一眼看中，而且还留下了“东床坦腹”的千古佳话。
由于门第的背景和本人的才名，王羲之初入仕途，便以世家子弟的身份，担任被视为清贵之职的秘书郎。后又在征西将军庾亮帐下为幕府参军、长史等，并得其临终保荐，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成为地方大员。据说，当时朝廷曾多次召其就任侍中、吏部尚书等中枢要职，都被一一推辞。后经友人、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力劝“激逼”，才勉强入京，为护军将军。也许是实在无法适应京城官场，王羲之在此期间，屡请外放。最后，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得遂其愿，出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而后世也即以“王右军”称之。
会稽山水风景，颇多佳胜。作为名士，王羲之原本就雅好于此，加上当时不少文士名流，亦多喜隐居其间，王羲之因得与往还清谈、诗酒唱酬，更是乐此不疲。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的“兰亭修禊”，即为其中最著名者。当时王羲之在谢安、孙绰等雅集诸名士的公推之下，于酒意阑珊、诗兴尽发之际，趁兴挥就的那篇《兰亭集序》，以清旷动人的文笔、流美天成的书法，不仅成为文、书俱佳的绝世名作，并且还将那种睹物感人的时代情怀、灵逸潇散的千古风韵，流绪及今。此后不久，因不耐倾轧、厌倦官场，王羲之托病辞官，誓不复出，遂以流连山水、修道养性，终其余年。
作为一代大师、千年巨匠，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杰出不凡的崇高地位和垂名万世的深远影响。他上承汉魏，增损古法；下启晋唐，自创新格，以贵越群品、兼撮众法的面貌和妍美流便、平和卓然的风神，享“书圣”之誉，代传至今。而其诸子之中，除玄之早卒、肃之无闻外，其余凝之、涣之、徽之、操之、献之等，均得家传，皆有书名。其中献之，尤有出蓝之胜，与其父并称大、小“二王”。
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历代对王羲之书法的艺术价值、社会影响以及历史地位等，多有品评。虽不乏赞赏推重之声，然亦间杂批评针砭异音。因此，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一代宗师的圣贤地位，也有一个随时代环境风气演变而渐次形成、逐步确立的过程。
《晋书·王羲之传》等所记其“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诸语，虽可视为比肩古人而欲过之的自得，但从中又可知汉魏之间的书坛名家张芝、钟繇等，也确实曾经是王羲之心目中的楷模。而从“王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等记述中，又隐约透露出王羲之独领风骚之前的书坛名家是庾、郗诸家。所以，南朝齐王僧虔《论书》中才记下了这样的故事：当王羲之所创新体开始流行之际，庾翼在给家人的信中就有不满和挑战之语：“小儿辈乃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这固然是年齿辈份、官位声望均居王氏之上的庾翼，在王书风行事实面前的失落和不服，但同时也反映出当年上流社会中，贵族士大夫之间用书艺竞相标榜自重、以任气使性争胜较能的喜好风尚。不过尽管如此，庾翼还是对王羲之的章草之作有过极尽称赏的夸赞，有南朝虞龢《论书表》等所传其致王氏信中之语为证：“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虽说庾氏评书标准下的“妙迹”，仍是当年张芝章草的“旧观”，但其对王氏书艺的“焕若神明”，也由衷赞叹。于是，才有了道士赠群鹅换王字、老妪得书扇获善价之类的传奇。王羲之折衷古今、推陈出新的流美书体，终于在整个社会的趋新尚妍之下，独领风骚。
王羲之书法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并非在他身后，而是始于其生前；挑战者中最具实力者，不是别人，而正是其认为“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的王献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自幼深得当时谢安等前辈的青睐。尤工书，在王氏诸子中，最为出类拔萃。因其官至中书令，故后世以“王大令”称之。他以外拓开张的笔法、更加飞动奔放的态势，尽变其父内擫含蓄、平和灵逸之格，并将其父书中的姿媚潇洒，发挥到“穷其妍妙”的极致，写出了一种更趋新妍的神骏媚趣之体，从而在竞趋时尚的士风世俗中，受到追捧。于是，就有了献之在前辈谢安面前称其书较之父书“故当胜”的矜夸自得。而对其一贯钟爱有加的谢安，此时却以“物谕殊不尔”——即世论的评定绝非如此，来当场否定；以及献之情急之下“时人那得知”的辩白等，又都反映出当时的书坛领袖，仍非王羲之莫属。而献之欲取代其父为书坛盟主之愿的大致实现，似应在他身后的南朝宋、齐之时。这一点，则可从当时虞龢所论二王“父子之间又为古今”等微妙说法，以及梁代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的“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诸语中，略得消息。至于萧齐时张融所谓“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则已经是更加少见的连大小“二王”都不在眼里的惊世之论了。
王羲之书法身价的再次上升，是缘于南朝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欲将古质书风重新倡扬于天下的契机。虽然“子敬不逮逸少，犹逸少之不逮元常”，或许是主要体现其推重古风的本意之评，但“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一盛赞王书并被沿用至今的千古名言，也正出自其口。而从当时相对钟氏之迹存世较多的王书诸作中集字，配成普及读本《千字文》的创意，则更为稍后陈、隋之际的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推播家法祖风，开启了便捷有效的绝好门径。由此，王羲之书法便自然顺利地过渡到了登峰造极的初唐盛世。
王羲之书法在唐初书坛荣显的空前绝后和地位的至高无上，无疑是太宗皇帝李世民身体力行的崇拜推举。他甚至还在君临天下的日理万机中，亲撰《晋书·王羲之传论》。于是，“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的“独尊王书”，马上一言定音；而其以贵为人主的至尊身份，心摹手追，一笔王字，结果“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的“罢黜百家”，也就势在必行。自此，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无冕之王”的圣贤地位，开始牢固确立。以后历朝历代，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不止一次地有过对王书的批评之说，但王羲之作为“书圣”的至尊地位，却始终无法替代。这固然和唐太宗的顶礼王书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关系，而如果更加客观地来看，王羲之及其书法之所以能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特别是在从唐朝以来直至今日的中国书法史上常享至誉，恐怕应该还是与其本身有着更具决定作用的因素相关。王羲之书法那种多姿多彩、内涵深广的艺术特点，即所谓“穷变化、集大成”，也许正是历代书坛、各家各派汲取滋养的共同源泉；而蕴涵在这些特点之中的那种既潇散旷达，又骨鲠正直；既情韵时露，又平和清远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则更是传统中国文化中代代相承的宝贵遗产和值得珍视的重要精髓。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